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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籽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租痞是允许的，正当的，得到某种不成文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下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它地方去做工夫。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作“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引渠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日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在我的印象里，乞丐只可能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形象。把乞丐与豪华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我到了马桥以后才知道我错了，世界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本义的岳父就是个吃香喝辣的乞丐，比好多地主的日子都还过得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算不得资本家。当初的土改工作组勉强把他定为“乞丐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阶级成分的工作组觉得这个名称不伦不类，但确实不能从政策条文中找到合适的帽子，不知如何结论，只得马虎带过。
这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苞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就要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向外地人夸耀所在。人们提两皮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个热闹，或者听人家发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面上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世清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花子的头。叫花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代、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袋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在叫：九袋爷到，九袋爷到。八哥叫到哪家门口，绝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袋爷，必须给足一筒，有时甚至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腊鸡爪——他最爱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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