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你们这儿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秃卵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而来拜访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片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置。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花子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坎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每月的初一十五才亲躬，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那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每人一个袋子或者一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的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见了人先磕头。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道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位乞丐富农，使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的时候把它当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花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去一家家“数碗”，也就是借讨饭为名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花子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牢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到；背时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同两袋米。然后红斑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绕得脚上不见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得盘尼西林，于他一点也不起作用。他跪在牢门前将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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