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大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大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贴，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渠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唯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人“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满清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
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莲匪”之乱，是马桥历史上最大一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整个村子进人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把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人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作“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作“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恰）音，而不用中古的中（契），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温淡淡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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