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之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梢着柴，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的一些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得，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是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夷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镇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憋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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