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宏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山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闭塞。自从电视和卫星天线降价，山民们的房前屋后出现铝皮锅，吞吸着亚太上空无形的卫星信号，于是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男女接吻，英超球赛和日本卡通，还有丰乳霜和润滑油的广告，等等城里人熟悉的东西，也都变戏法式地无中生有，日夜空降遍入民宅，冲击着山民们的眼球。
不过，他们对这些似懂非懂，要看不看，把电视权当一张可以变幻多端的年画，徒增一点家里的热闹而已。有一家的电视，从一大早就叫嚷出了最大音量，播出某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大概那语言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懂，或者主人从未打算从中听懂什么，也不曾听懂过什么，只是要用最大音量来扫除寂静。他不觉得有更换频道的必要。三个娃崽守在屏幕前，咬着指头，抹着鼻涕，看得津津有味。这比起他们以前看满屏雪花里几个鬼影当然要有意思多了——铝皮锅的功劳令人振奋。
我担心他们听不懂，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的节目，意思是他们得学会选台。但主人并不在意，反而说这个频道好看，蛮好看，你不看么？
不知他们对阿拉伯为何情有独钟。
老人们年迈体弱，不大出山了，却胸怀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或印度的音画为伴。他们谈起世道大多从电视机谈起。一般来说，他们高兴科学的进步，毫无中世纪教庭那种对科学的恐惧。电视不就是“千里眼”么？手机不就是“顺风耳”么？飞机不就是“神行法”么？火车不就是明朝高人刘伯温的“铁牛肚子藏万人”么？……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早在中国人的预谋之中。他们连声啧啧，一个劲地摇头，惊叹古人的超前预见，也惊叹现代化无所不能，并且把所有奇迹都归功于国家领袖，比如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他们对现实也不很满意，尤其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伦常丧尽。眼下偷茄子的有了，偷杉树的也有了。就算上了公堂，直的可以说弯，死的可以说活，恶人说不定还可以使钱买官司。照这样下去，天下焉得不乱？政府不猛下毒手，何谈治国安邦？特别是电视里男的抱着女的啃啃啃，女的抱着男的啃啃啃，抱住别人的婆娘或老公也还是啃啃啃，成何体统？下流不下流？他们一到这个时候就恨恨地质问：怎么没人来拍眼珠？
“拍眼珠”，是以前的私刑。一位法国史学家曾谈到地中海周边山区，说税收和法律无法延伸到高山，山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外。但中国的山民们以前疏于国法，却不乏家法。直到上一个世纪，官权管制网络覆盖到最底层，国法兴而家法亡，现代国家体制才逐渐成形。但这在老人们看来利弊兼有，是说不大清楚的。他们巨大的困惑是：以前谁敢偷盗？谁敢淫邪？谁敢不孝父母？偷了一块熏肉，就须杀猪一头，请大家喝“洗脸酒”。要是罪行大了，祠堂门一开，就得把贼人绑在树上，用小竹筒套住他的眼睛，再在竹筒尾端猛力一拍，滋溜一下，贼人的眼珠就被挤压出来，带血带水地落在竹筒里——八溪乡老一辈中至今还有几个独眼人，脸上留有酷刑残迹。
“烧油扇”也是私刑之一。抓到偷人养汉的淫妇，至少也是要罚她几桌“洗脸酒”。要是她的罪大，就得把她全身剐光，让她坐进一个没有板子的椅框，下身一折，阴户朝外暴露。然后有一把油纸扇插入阴户，一经点火，阴户就烧得火冒油滴，毛焦肉臭，以后永不可再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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