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这两个人，”他们中的一人说。
我们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记在心上了，这两个人无疑是这十六户拆迁户的主心骨，要搬动这十六户人，就必须把这两根主心骨打断。我们开始着手调查这两个人的社会背景，研究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这两个人的背后是不是有动不得的大人物。结果两人的社会关系都贫乏得让人没劲，居然没有一个是可以拿上台面说话的。姓李的倒是有个哥哥在一个什么单位当科长，但科长在长沙市可以用扫帚扫出几火车来！太普通了。
这一天，一脸蠢气但命很好的刘总自己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公爵王来了，穿着花花公子衬衣，下面一条料子极好的裤子，手上拎着一个漂亮的金利来包迈下了车，脸上遍布着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讨厌这种自以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派头。
“开会开会，”他兴致勃勃地嚷叫说，“把问题扯一扯，开会开会。”
我们当时正聚精会神地在公司前的几株法国梧桐树下打牌和骂娘，边领略东南风的轻抚。这是一个有风的像是要下雨却又一直没下雨的阴天，气温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内比室外热。“就在外面开会，”江哥笑笑说，“屋里热，外面好舒服的。”
刘总喜欢开会的时候显得正规，喜欢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围着桌子发言，谈自己的建议。“到房里开会，”刘总说，“开会就要有开会的样子。”他说着就往办公室里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对我们一招手，意思是没办法。我们自然就都一笑，往办公室里涌去。刘总已经很正经地坐在会议桌前了，脸上布满了狗屎样的庄重。我感觉做老板确实要摆出这副吃了狗屎的模样才行。刘总看了眼走进来的我，那种眼神是一种让我感觉不怎么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地方吃饭，跑来寻食的狗似的。“刘总，”我叫了声。
刘总点了下他那颗自认为很重要的猪头（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个猪脑壳），吐个口什么烟，目光抛到走在我身后的何强脸上，“事情应该有眉目了罢？”他说。
何强笑了下，“刚才我们就在商量怎样搞。”
“刚才你们在打牌！”刘总望着何强指出说，但脸上还是笑了下。
“江哥说他有个朋友拍了胸脯，”何强坐下时回答说，望着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个朋友说他可以搞定王馒头罢？”
王馒头就是十六户里那个姓王的拆迁户，他是十六户人的主心骨，说话海天海地。我们要拆断这根骨头。
“你那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刘总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馒头是什么关系？”
“认得的关系，”江哥说，轻轻一笑，望着刘总，“长沙市只有这么大，在社会上飘的，又有点名气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来又是朋友关系。”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刘总问，盯着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说，“就住在离他们那里不远的地方，长期牢房里进牢房里出，三十几岁的人了，有一半时间在牢房里，十六岁就开始吃牢饭了。”
他们谈了很多，讨论如何入手，我听着就跟开黑会一样。我在这样的黑会上始终插不上嘴，一是不认识这方面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这些情况。这和我在单位上开会是两回事，在单位上开会，一般都是政治学习，学与我们毫不沾边的材料文件或省里的有关文件，领导坐正姿势大声宣读，而我们却在下面讲小话，根本就不用耳朵去听。在这里开会，味道就明显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说话，只要你有什么歪主意，尽管这个歪主意不成熟也没关系。我没有讲话出点子的余地，我太陌生他们的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强的三五烟，瞅着这个说两句，那个说两句，自己一副无语可说的懒样子。
“你怎不讲两句？”当刘总牛麻花样地钻进公爵王走后，何强小声责备我说。
我深深地叹口气，“我怎么讲？”我说，“根本就没有我插嘴的份，我没说的。”
“刘总看了你好几眼，”何强望着我说，“看见你仰着头看着天花板抽烟。”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讲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说了。”我对他的责备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争面子，说上几句精辟的话，表示他介绍我进来是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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