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两个姑娘喝完冷饮走后，何强望了眼向门口走去的两个衣着时髦的姑娘，对我说：“那个高点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埃”“我觉得你是在到处撒花，”我对何强说，“你身上现在有好多社会习气了。”
“你说得没错，”何强说，脸上却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们这样的人与江哥、刘总他们为伍，不表现出一种社会习气，表现出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认真就会很累！事业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只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才去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终究只是一个梦，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现实了。现在的人才真正是现实主义者。”
“我懂。”我说。
“但是你还没有像我这样超脱，”何强说，脸上的表情居然有那么点得意的内容。
“你这杂种变化真的很大。”我骂了他一句。
“我觉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强告诫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我心里想着涛涛，我想不通为什么她从深圳回来不跟我联系。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蓝蓝的，月亮弯弯一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江哥、何强是两种类型的人。我不能做到对女人无所谓的程度。第二天是发工资，发工资的是刘总的姨妹。我走进去时，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刘总的姨妹说话。刘总的姨妹看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袋，里面装着几张薄薄的钞票。
她把信封递到我面前，我接过信封，把里面的钞票拿出来，是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刘总的姨妹表情麻木地将一个本子递上来，“你签个名，”她说。
江哥对她说：“你快点，我还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着她报发票，她说：“是去玩麻将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对我说，“天这么热，你还穿件长袖衬衣？”
我随便答了句，弯下腰签名。我在签名单上看见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两个档次的，就我一个人是四百元薪。我心里很不舒厅的房子，以此解决他们两兄弟的住房条件。两套两室一厅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建的任房建筑面积都是五十几个平方，两套两室一厅不就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不大大超过了他们现在拥有的私房面积的两倍多吗？三十几个平方换一百多个平方，谁会换给他们？
我们只同意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或者他们两套一室一厅，但超出的面积，其中一套按国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须是纯粹地从我们手上买，以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格买，这已经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两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出钱，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小儿子不愿意出一分钱，大儿子更是一分钱都没有，他的嘴巴目前还是寄放在那个寡妇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强、江哥走进这户人家时，小儿子正坐在前面这间房子的竹椅上看报，见我们进来，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脸上就布满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晓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着头说，“你们给我的那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没有别的房子了，”何强说，“只有那里还有一套。以前给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远了，结果别人要去了，这怪不得我们。”
“我反正要一套市内的住房。”他说。“我是住在城里，你们把我往乡里赶，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没关系。”
“你这个人蛮不讲道理啊！”江哥说，瞪着他。
“你们要说我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道理。”这个男人说，接着他不想再理我们地走出门，走到斜对面的街头上打街头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说，咬了咬牙，“这号鳖人可以这样蠢！”
“这是脑壳有问题的人，”何强说，“你喊人搞他等于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总要把对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点上何强递来的一支烟。我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一颗心却扑在涛涛身上。她从深圳回来，却不跟我联系，这让我这些天十分忧郁。我拿过何强的手机，何强问我干什么，我说同涛涛打个他妈的叩机玩玩。我嘴上说得很轻松，其实心里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是他妈的怎么来的！我按了涛涛的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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