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行。”涛涛说，“今天我很忙，改天要不？”
“我现在就想跟你谈谈。”我说，“我心里有话想跟你说。”
“我马上要跟我们老板有事去。”她说，“你也晓得，端别人的饭碗，身不由己。”
我关了手机，对何强说：“她满口老板老板的，不肯出来。”
“你现在对她要改变态度，”何强看着我，脸上是那种同愚蠢相邻的严肃。“你要采取游戏的态度，不然你会很吃亏，你信我的话没错。我感觉到她对你无所谓得很。”
那天下午我再没有心情干事了，何强出去联系防暴队以后，我坐了车走了出来。我觉得身上没点劲，只想到哪里去玩就好，却又想不起到哪里去玩。街上自然是阳光灿烂，人流如潮。我觉得人人都是一种忙不赢的匆匆来去的蠢相。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盯着墙上的二胡，心里想：我这样的人要混到哪年哪月才会口袋里有钱呢？九十年代的爱情是与金钱挂勾的，涛涛不就是金钱的奴隶吗？我不承认涛涛不爱我，要是我口袋里能够不断掏出人民币来，涛涛又何至于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跟那个老板转。涛涛想在老板身上找到她的聪明，找到赞赏。我到谁身上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呢？人在金钱的这条线上自然就显出高低来了。我不愿意再想地闭上眼睛，睡眠很快就把我包围住了。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个流浪的艺人，手里提着二胡，穿得破破烂烂，一路行乞。
星期一上午，我们终于对那户“钉子户”动用了强拆。来了两卡车六十个防暴队员，个个荷枪实弹，绷紧着脸，准备进行战斗的形容。还来了几个交通警察，派出所和法院的也坐着警车来了。这些人都是何强和江哥请来的，要出钱的。这些人一齐涌来的气势当然就把那家人吓倒了！不论你见过什么世面，这么多人冲着你家来，你再硬的心也会软，何况你本身就道理不充足。姓杨的两兄弟知道今天会有人来“强拆”，因为江哥已经对这家下了最后通牒，限他们星期天以前搬家，星期天还不搬，星期一就动用“强拆”。姓杨的大儿子——那个吃了半辈子牢饭的男人，招来了四五个从前在牢房里同甘苦共患难的哥们，准备与来强拆的人较劲，但见来的是年轻力壮的防暴队员，且人人全副武装，又来了派出所和法院的干部，自然就矮了很大一截（这些人天生就惧怕穿警服和制服的）。这几个流子中的一个认识我们请来的一个法官，他显示自己朋友很广地走过来与法官打招呼，法官就叫住他，把他叫到了一旁，训了起来。
“你还跑来帮这样的‘阿笋’忙是罢？”法官好言相劝说，脸上做出吓人的样子，“你睡了没醒呢！这是市政府划的红线区，已经卖给台湾老板了的。”
“我不晓得。”那个在社会上玩的流子笑着说。他的牙齿乌黑的。
“你还笑，”法官绷着脸批评他，“你还不劝你的朋友赶快转弯，会吃大亏的。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状！哪个又斗得赢人民政府？你还笑？你们跟猪样的呢。”
这个人没笑了，因为他听到法官说他是猪就凶狠的样子盯着法官。当时防暴队员还没来。一刻钟后，两卡车防暴队员一本正经地来了，他们纷纷跳下卡车时，一张张脸都雄赳赳地，个个显得很虎气。这个站在法官身旁抽烟的年轻人见状，当然就一百个目瞪口呆了。“赶快去劝你的朋友。”何强走到法官一旁对这个人说，“不然你朋友家的东西会搞得稀烂去。”
这个人瞥了眼何强，似乎是要记住何强这张脸蛋似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这么说了句，说完转身朝他的那几个朋友迈去，一心去说服他的朋友去了。
在社会上玩的人都会转弯，这是他们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宗旨行事。他们捧着这个宗旨开导姓杨的两兄弟，劝他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姓杨的两兄弟脸色极难看地盯着我们，时而走进去，时而又走出来。江哥走上去，一人递一支烟，“我们也是没办法，市政府有命令。”他编造着市政府的命令说，“今天上午十二点钟以前，要把这栋房子拆掉。台湾老板说，如果今天还拆不了你们，他们将去上海选择一个地方投资。所以……你们最好是把家具和电器都搬出来，要我们帮你们的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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