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毛的父亲果然就没打罗小毛，也没再追究偷没偷那女生的钢笔和钱之事。他父亲送走张母后，骂了几句，便问他两天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没干什么，”儿子说，“在河边上看别人钓鱼，”“晚上呢？”“晚上睡在一辆货车厢里。”“吃什么东西？”“什么也没吃。”“你这东西，”父亲这么叹口气，“表现好又要不了你的命。”
几天后，坐在那女生后面的男孩的母亲为了更好地配合老师教育儿子，抽空来到了学校。原来她昨天下班回来替孩子洗被单时，发现垫子下有支她没见过的钢笔……中午罗小毛的母亲向老罗讲述此事时，老罗责备妻子道：“以后没有证据的事，不要再对我说。”罗小毛听到这里，松了口气。然而，罗小毛的父母，仍然对罗小毛管得很严，仍让罗小毛做很多家务来达到劳动改造人的目的。
星期天，罗小毛常常一人要做十个人的饭菜。为此，他恨透了姐姐。姐姐罗丽丽在中学时一会跳舞——演过白毛女；二会打篮球，是学校女篮球队员，故同学关系相当好。初中毕业都三年了，那些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女同学几乎隔个把星期就要来找罗丽丽玩，有时一来五六个。姐姐仿佛打生下来起就受父亲宠爱，所以，父亲对姐姐的同学一律爱屋及乌地欢迎，且喜欢她们留下来吃“便饭”。从前这副革命重担由姐姐自己挑着，罗小毛并不感到她的同学讨厌。现在，这副革命重担不折不扣地落到了他肩，从择菜开始到一大碗一大碗的菜端上桌，全成了他一个人的事儿。那年月，他家烧花生壳和老糠。罗小毛的母亲有个表弟在粮食仓库负责，这便是他家里花生壳和老糠的来源。为了打好这个专烧老糠和花生壳的灶，罗小毛的父亲把他读大学时学的物理和数学知识也搬出来了，动了很多脑筋，从灶眼、炉膛到烟囱的大小及角度试验和修改了好些次，最后成了把花生壳一倒进灶眼，火便“轰轰轰”激烈地燃烧着，使罗小毛宛如投入战斗一般手忙脚乱个不停，稍不留视锅子就会起火。“你弟弟的菜炒得蛮好吃咧。”他姐姐的同学称赞他说。“这么大的火炒出来的菜不好吃才怪呢！”接着她们进一步表扬说：“你弟弟好埃”罗小毛心里却很讨厌她们，她们可以坐在堂屋里谈天说地，他却要在厨房里面对“轰轰轰”的锅灶救火似地炒菜。有时，他实在搞脚手不赢，小菜便只有水桶里随便抓一下就往烧得通红的铁锅里抛掷，也不管额头上的臭汗是如何欢快地掉进锅里。
“我觉得你弟弟好懂事的，”她们见罗小毛十分谦虚地站在一旁吃饭（这是父亲要他把座位让给这帮吃甜了嘴的姑娘们坐），就不由自主地赞美说，“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弟弟就好了。”罗小毛哭笑不得，只希望她们少跑来增加他的工作量。罗小毛在家里连续不断每天如此地做饭菜整整做了5年，直到1976年他下乡当知青才把这副烦人的重担卸下来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他双亲。罗小毛下乡的动机与许许多多知青不同，他完全是为了逃避家务而毅然下乡的，1976年7月，高中毕业本可以赖在城里等待招工什么的，但罗小毛不愿意在等待招工的一年或两年里，每天举着锅铲站在“轰轰轰轰”火势凶猛的花生壳灶前而痛苦不堪。所以，他一毕业就向父母冠冕堂皇地提出他要下乡去锻炼，靠自己的双手去自食其力。
老罗以他专横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儿子坚强和能长时间吃苦耐劳的一面，画画却改变了罗小毛的一生。如果那时候罗小毛没被父亲限制自由，罗小毛天生好动的性格就绝不会去迷上绘画，无疑他今天的生活势必就要重写。或许那是一幅色调很灰暗的油画，就跟王大力一样来来去去地进牢房。那么他今天就不会是我在下一部中篇“开创自己”中所写的罗斌。那是另一部小说的任务。
1972年罗小毛进入初中时改了名字，罗小毛变成了“罗斌”。
这是他人生的一条分界线。他在初中、高中、知青和大学同学及后来的同事和朋友都只知道他叫“罗斌”，而他的小学同学和老师及H师范的大人小孩却只叫他“罗小毛”。罗小毛改名纯粹是画画引起的。罗小毛在升人初中前的那个漫长的暑假，忽然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父亲明文规定他不能出门。尽管他每天都要做三餐饭，但那毕竟只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情。余下的大量时间同清晰可见的氨气样围困着他，使他无聊到了极点。于是他开始坐在桌前用钢笔画手枪、步枪、飞机、大炮和坦克之类的武器来消磨困守着他的没法作用的时间。有一天，姐姐的一条新手帕遗在桌上了，那是条崭新的手帕，上面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就是这条手帕在他身上“注射”了新的血液。他开始趴在桌上画它，先是画在图画作业本上，画完后他感到很好看，便动了要画幅大的贴在墙上的愿望。“我要买1张画画纸和1盒水彩。”他对他母亲说，“我在屋里没点味。”父亲在一旁道：“你想画画，那我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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