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阿难在德里是唯一一次演出，他该回去了。”那姑娘若有所思地说。
“回哪儿去？不会吧。”我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放，甚至想诱导出一个结果：“我听好多人说，他还在印度。”
她想想，然后说，“可能你是对的，也许他会去天堂之门，哦，就是婆罗尼斯。不过，也不一定，听说斯里兰卡那里邀请了他。”她话头一转：“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你若到加尔各答来，一定要到我家里做客，真心欢迎你住在我家里，你是阿难的朋友，就是我尊贵的客人。”她说着就掏出笔直接在我手上写地址电话。
卫生间里听得见下半场表演开始了，我们才出来，重新坐到自己的座位。
我无法再听下去，不到演出结束，我就赶紧回到帝国旅馆。电梯徐徐载我到五层，急急地走在过道里，铺了宝蓝的花鸟地毯，脚踩在上面，小心而急促。进房间后我来不及洗手，就把印度姑娘的磁带放进录音机。在瓦器上歇足，在清水中灌氧。看一朵桃花盛开，雪水徐徐流入千山外的河流。这是阿难，不错，依然是那雄厚低沉的嗓音，但唱法与重金属完全不同，是一种带有南方风格的念板，几乎有点像佛教音乐，格调舒缓，曲调若有似无。与崔健激越的北方腔正成对比。阿难真正走出了模仿，他是东方的列奥纳德·柯恩。
风格转向后的阿难。可惜，如一切大艺术家一样，不再有轰动的狂迷追逐。听得出来是他自己作曲，起码词全是他自己写的，晦暗不明，诗性太重，不太像歌词。
将他的新歌反转重听，好像置身于西藏或尼泊尔，那寺院的喇叭和梵呗远远传来，大地沉寂，冰雪辉映，马群走上无人山，我想起来好多逝去的往事和逝去的人，那种曾经唱他歌的感觉又出现了：双手伸出来，脚尖微微踮起，闭上眼睛，身体随意地倾斜，舌头轻轻挨上牙，吸一口气，自信地发出声音。
赶上夜行火车，我不会回头
因为这就是通向地狱之路
我不会在乎，因为夜尚年轻
那年代，那些与我一起欣赏过真正阿难音乐的人，那真正跨向成熟的壮美，如协和飞机一样宏伟而轰然起飞的优雅，都令我怀念。那时我青春焕发，风吹过我的头发，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芳香，蝴蝶飞绕在身前身后。那时每天参加这个集会那个集会，不然就搭上汽车或爬上火车，江南江北无限河山都在我孤独的路上。那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写诗写日记写小说，每天要写几千字。
记得有几个星期我都在小录音机里听他的同一支歌，没有换过，写着一个中篇小说。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有卡住的时候，可写这个中篇，我一路写到尾，非常顺手。读过那篇小说的人对我说，你的小说太沉重，你的小说里的人都围着一个轮子转圈，找不到出口。哎呀，小说不能这么写，人无缘无故的分开，没有那样的无可挽回的爱情！也没有那样的病态，不正常，非要头朝下吊着与自己过不去。对那些议论，我不置可否，但那些人都说对了一点，就是情调低徊，忧怨悲恨。那就是阿难音乐。这是我写作的秘密，我要瓦格纳式的宏大，就听“帕西法尔”，我想学拉赫马尼索夫的优雅，就听“巴格尼尼十八变奏”。
有一天我在阿难的歌声中写作。一个有霜的拂晓，春水已经淹到门外，城里所有的河流挤满船，他们准备逃离，我看见一个人的大衣挂破，在冷风中伫立，水漫过这人的鞋子，膝盖，大腿，水盖住他的身体。这人就是我的邻居，因为同性恋被判了长期徒刑，他跳了江，死了。那几页跳动的方块字，有朝阳的静谧沉着。
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跟我们的内心有关。
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人谈论阿难的音乐，冥冥中感到他的平和实际上非常危险。直到遇到苏菲之后，才心静地说阿难。苏菲是个例外，她的衣服永远有茉莉幽幽的香气。她姓管，中文名字叫书剑，在香港没有太多的框框条条约束人，反而比国内的同行能沟通。
我总是拒绝承认作家受外界环境影响，这不是真实情况，至少我必须坦白有几篇我认为不是太差的小说，是受阿难音乐影响。以至于我的语言也义无反顾地去掉高贵、优美和伪博学的生涩，追求简洁、明了、有张力弹性。同行的玩文字，大家一起玩得拐弯抹角，令人生厌。阿难的音乐算得上我艰难的写作生涯里难得的灵感，无形中给我铺了一条结实的轨道，不管失败到何种地步，我都不会屈服。虽然这些年没有新的录音，听得少了，可是隔一段时间总要翻出来，尤其在清晨醒来和晚上临睡时刻，万籁俱静，听他的歌声，如最亲的人坐在身边娓娓道来，多少年了，感觉依然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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