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心思突然回到我这儿：“恨我吧，我没有给你讲实话。”
“我祝福你。”
“只是担心你这艘船离我远去。”
她在意她对我的感情，像我在意她，所以她一直瞒着不告诉！所以我应该理解她。
“试试吧。其实已七年没有见面。日月两个星球，昼夜两个世界，想想，你想想。”
“为什么想到让我找他？”
“因为他不会怠慢一个真正理解他的女子。满世界看，我能信任的，肯帮助我的人，只有你了，真是很悲哀的事。”
“难道他会拒绝见你？”
“绝对。”
“我见到又有何用？”
“你见到，我就见到了。”
“你是让我传什么话？”
“就是我刚才的话。”苏菲说。我想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爱情当然地长天久，让我去诉说他们在海水中交合的感觉，就未免荒唐了。苏菲越是说的疯疯癫癫，我越是狐疑。七年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月，而是八十四个月，两千五百五十五天，太多的空白，需要太多的故事填补。我的想象再丰富恐怕也没用。相反也是挑战，太多的秘密，可以安排这样那样的线索，甚至养出一个孩子，都是少年了。直觉告诉我，苏菲在撒谎，她和阿难不会分开七年，最多不过两三年，这样还说得过去。
“好吧，我如何才能见到他。应当告诉我你手中的线索了。”我直接点明要害。
“我真的没有线索”，她着急了。“请你，就是因为你会找到线索。你在德里不就找到了吗？”
“那是碰巧。还不知是否确实？哪怕确实也是无头线索”。我有点生气了。这个苏菲好像香港言情小说专家，竟然会感情讹诈——我必须在异国乱闯，来挽救她令人泪下的罗曼史。
“求你了”，苏菲简短地说。
我迟迟疑疑，半晌才说：“好吧，我试试。”
电话那边就断了线。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小小的硬壳子，真像一个怪物。电脑屏幕上由于停顿过久，在曲线翻滚。不知道应当关机休息，还是应该写作？我想起苏菲的耐心，她不久前还说过，我的新书需要新面目，我的生活需要新内容。她是对的，我也需要耐心，看在我们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份上，我应该耐心。
熄了灯，我躺在床上，对着黑暗的天花板呆呆地想：在这儿，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阿难？不对，我告诉过一个人我会去印度，他说他也可能会去？他叫茅林，我离开北京前收到一封他的电子信，说他负责在印度挑选电影，将在中国做一个印度电影周，由他所在的中国影协和印度驻中国使馆文化处共同筹办的。
于是我开了灯，下床重新坐在电脑前。在这儿上网比北京速度还快，印度的因特网先进普及，让我心里佩服，网吧不少，上网吧的人也比中国多，说是普通印度人没有钱买电脑，也没有钱打电话，那么上网吧便宜省事，传达任何信都上网吧，这恐怕是全世界一绝。
这个注定要失眠的午夜，我重新回到网上，检查茅林使用的信箱，果然有他一信：“知道吗？这个邮箱是你一个人专用的”。这家伙真会说话。就是，就他一直用这信箱，所以我才没有完全丢弃。我继续往下读：
“你在什么地方？其实你在哪儿对我都一样。面容坚定沉着，目光清澈自信，但转过身去，你的背影却显得那么无助柔弱，你的背影就是你的名字，像是一个小女孩。是不是不喜欢别人站在背后看你？至少我不会，所以能不见就不见。”
这个茅林喜欢耍文字——不像苏菲的警句，倒是像5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不管电子信的特殊文风。也难怪，他也是无数想做作家结果没做成的人，80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还做过同学。其实这些未做作家的朋友，现在做的事比写作更有意思，但是嘴上始终不愿放弃作家之梦。他的信是写在那里等我上钩的，我知道。我认为他这种文风，就是没有才气，不搞写作是上帝救了他。
茅林的记忆肯定有问题。他开车来北京我的家送一箱椰汁，我倒是不在。最近三四年间我们倒是没有见面，不过时不时有信来，我的回信总是那么几句：我很好，老样子，写不下去。哦，刚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呢，也不在乎我写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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