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疯子，安抚安抚是应该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采访并不重要，我找过了，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采访，见不到他人也一样可以采访，我写了半辈子小说，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任务一旦明确，什么都好办。“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中国人，办一点含混事，说几句双关话，真是小学里就教的看家本领。
我心里一笑，就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案，然后坦然做起逍遥的观光客，沿着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音乐会张帖，头像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长鼻梁，嘴唇紧抿，神情略带点轻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经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电、医怪病的广告。我尽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乐会张帖，我愣了，这不是阿难吗？
不可能，怎么会呢？
图像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照片漫天飞，“有点像”不能算数。时间好像是阿拉伯数字，已过去两个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气：苏菲的指令还没有佛陀的准。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起码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却像长在许多人脸上。我在张帖前犹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几个印地文，这种天书的拼法，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现在只好拼命回忆。最后，我看出来了，张帖上写着Ananda，不是阿难的拼音ANan。不过我马上想起来，阿难既然取自佛经，他如果来印度，当然会用“真名”。
但就这么一点线索，猜不准这个Ananda，是不是苏菲要我找的那个阿难。
中午出旅馆时我已经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时间足够了。下午就去火车站预订票，沿着佛陀的一个个圣境看看，写本相关有趣的书，就对得起自己和苏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来时，还抽身去了德里国立博物馆，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国旅馆旁边。印度文物虽然照片见过，但是面对这么多雕塑还是令我惊讶，犍陀罗风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畅写实，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头虽然是从雕像上断裂下来，但美丽而沉静。早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单上刻着动物和巫师和图腾。公元十八、十九世纪的唐卡，金、银、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这个民族够艺术的。
我走到三楼，人并不多，但警卫隔几米就有一个。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庙风格的玻璃柜里，华丽的投射灯光打在金碧辉煌的展示柜上。感觉是走在珠宝店里，没有佛家的清净和尊严，赶紧撤出来。我找到一个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气，正想课已经上够了，准备去订火车票。不想，在街上看到这张过期的音乐会广告。阿难突然凌虚显身，让我手心额头发凉。这么说，苏菲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她的话“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发脾气。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
或许，该打消去火车站订票的念头。
我很想将面前的广告撕下来，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在这里倒要三思。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确像在寺庙里住过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里骂了一句，转过身，背对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前几年也记得非常牢，去年开始有点淡漠了。这小子该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么是五十岁。可是这张广告上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头发留得极短，是和尚头。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变，四年一个代沟，无法视而不见。比如我，三十九岁，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那时有担忧和恐惧，但仍是一尘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对人世处处设防，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没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觉得不可能是他：阿难眼睛绝对不会依然清亮。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上音乐学院，后以生病为原因退学。原来应当有个本名，总不至于生下就叫阿难。我听说过他的真名，过耳之风，暂时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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