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２我写作的难度是因为我笨
记：你的新著《暗示》出来了，继《马桥词典》之后这是你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听说《暗示》开机印了8万，出版社对这部书很有信心，那么你对这部书怎么评价？它写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读者关心的。
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但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对出版社一直在泼冷水，希望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读者。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要动脑子的书，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吧，史铁生喜欢这样的叫法，比如他的《病隙碎笔》和《印象与记忆》两本近作，都是在尝试开放式的文体。这本书当然也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不过是我对自己一些生活体会的总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事穿插其中。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暗示》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年版的《马桥词典》的写作隔了5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３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记：最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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