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十一部分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阿利返回了学校，而包京生始终都没有消息。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那时候正是课间休息，阿利很矜持地笑了笑，说，密丝宋，我还是阿利啊，真的，密斯宋。
阿利是坐着一辆红色小跑车返校的，后来这辆小跑车就天天都来接送他。如果还没有放学，车就停在河边的树荫下，静静地等候着，就像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仆从。跑车的车窗总是关着的，黑黑的，仿佛涂了一层墨水，从里边看出来，全世界一定都是阴黢黢的下雨天，就像老外用灰色的眼珠看世界，全世界都是一片灰蒙蒙。从没有人看到过开车人的相貌，有一回我走过车头时，透过挡风玻璃瞟了一眼，只看见一个戴了大墨镜的人坐在方向盘前。我问阿利，什么意思呢，那么黑，黑手党啊？
阿利耸了耸肩膀，把两手摊开，他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阿利，我讨厌你这种动作，还有你这种腔调。
对不起，阿利的脸红了一团，他说，我不是有意的。
噢，是啊，阿利从骨子里讲，似乎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衣服的品牌，还有那辆红色的小跑车。他还是那么慷慨，经常请我们去下馆子，喝咖啡。事先他会掏出一个亮晶晶的小手机，小得就像女人的指甲盖，走到一旁，和谁通通话，声音小得就像特工人员在接头。然后，那车就会在我们分手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好象一头海豚静悄悄地游过来。朱朱就说，阿利，弄得这么神乎其神的，不等于是在暴露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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