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象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街，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象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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