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也毫不停顿地逼问：“为什么不同意，你得说出道理！”
父亲生硬地回答：“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家现在不光是咱们两个人的，还有杨阿姨和嘟嘟。我既然把她们接过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就有责任让他们在这个家里感到安全得到幸福！你的朋友是住在你的房间，可洗澡，吃饭，上厕所，都得搅在一起，杨阿姨和嘟嘟当然不方便。保良，你是大人了，应该懂点事了。爸爸为国家出生入死一辈子，应该有个幸福的晚年。杨阿姨对爸爸很好，嘟嘟也对爸爸很好，嘟嘟从第一天来，就叫我爸爸。也替人家想想，人家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不愿意叫，爸爸强迫你了吗，啊？我们一直是很照顾你的情绪，很尊重你的，可你尊重我们吗，啊？”
父亲一口一个“我们”，这说明父亲已经把保良排除在外，而把自己和杨阿姨和嘟嘟，划在一拨去了。保良很敏感，也很反感。尽管父亲的话说得句句有理，但对立的情绪让保良一句也听不进去。当感情激动的时候，道理的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决定性的因素，只是情绪。
保良红着眼睛，用最后通牒的口气逼问父亲：“爸，我尊重您，但我也希望您尊重我，我希望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一点基本的权利。我再问您一遍，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有困难，没地方住，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们诠在我的屋里，我希望您能同意！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
其实保良明明知道，以父亲的性格，在他这种威逼下绝不会退让，但愤怒已将保良推到了悬崖，也同样无路可退。他的逼问犹如纵身一跃，结果只能粉身碎骨。
“好，保良！”父亲说，“你既然这么问，那久告诉你，我不同意！你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这就是你的权利！”
保良瞪着父亲，他从小到大从没像现在这样，敢对父亲如此怒目而视。父亲一直是他景仰的对象，也一直是他恐惧的对象，父亲不仅把他养大成人，而且帮他成为一名公院的学员，他未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父亲的规划，他和父亲之间，不仅是父子，而且是师徒，是官兵，一直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
但现在，父亲受到了冒犯，他变得怒不可遏。他也狠狠瞪着保良，彼此剑拔弩张。他指着保良的卧室，恶声说道：“你马上让他们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你不去说我就去就！这么多天我一直给你面子，你别登鼻子上脸跟我犯浑！你要跟我来浑的我比你还浑！”
保良不再与父亲对峙，他转过身来的目光，对这个家充满绝望。他拉开自己人的房门，对两个不知所措的伙伴说了句：“咱们走！”然后用力打开衣柜，从里面未加挑先地随手拽出几件衣服，塞进自己的挎包，然后率先走出了他的卧室。他甚至没有向僵直站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上一眼，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打开家门，愤而出走。
李臣和刘存亮惶惶然地跟着保良走出了这座小院，一起走到巷外的大街。街上灯光昏黄，人迹稀落。有一些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角，刘存亮不由竖起衣领，左右看看，气馁的问道：“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眼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恶交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一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疛一堂课。头一堂鄽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学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或者父亲的手机时，就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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