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也吓了一跳，因为他很清楚，蔡家现在的核心财产，非仁里胡同三号院莫属，而高纯立嘱所要处置的财产主体，正是这座价值亿万的深宅大院，也难怪蔡东萍如此戳心戳肺，难忍难容。
在蔡东萍概念上，仁里胡同三号院虽然由她父亲指定给她的弟弟继承，但父亲去世前又在一份口述遗嘱的记录上签了字，这份口述记录规定，她的弟弟一旦死亡，一旦身后无嗣，这座寸土寸金的院子，将由蔡东萍一人继承。为了保证这份“祖产”能够继续留在蔡姓手中，这份口述记录在数月之前经过姐弟双方的律师协商，已经达成协议，而身为弟弟高纯法定继承人的弟媳周欣，已书面同意放弃了对三号院的继承权。基于此，她的弟弟实际上是无权决定这个院子由谁继承的，就算他已经立了遗嘱也没用。但出乎蔡东萍意料的是，她的律师对这件事的口气，却远远不如她期待的那样肯定。律师甚至还带来了那份口述记录和当初蔡家姐弟及弟媳三方协议的副本，也许他现在才发现，这些文件有一个当时被忽略的缺陷，那就是针对性过强，它们只针对因高纯死亡而出现遗产继承的情形时，对三号院的继承安排，只针对当时认为的第一序列的唯一继承人，也就是高纯的妻子周欣，而做出的安排。从法律上说，蔡百科口述遗嘱的记录和三方后来达成的协议，并不能排除三号院现在的所有者高纯以其他方式处置他的这份财产，比如：捐献，比如：赠予。
蔡东萍听傻了，想驳斥律师，却无从措辞。她结结巴巴地试图否定：“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其实只是一种乱了方寸的神经反应。见律师以沉默对之，她的情绪不禁有点失控。
“你说我父亲的口述遗嘱有缺陷，那你怎么不早说？那份遗嘱当初不是你记录的吗？后来和他们达成的那份协议也是你起草的，你现在又说有这缺陷那缺陷，有这么多缺陷你怎么不早说！”
蔡东萍开始指责律师，律师当然强硬推诿：“当时是你亲自去问你父亲的，我只是在场做个记录。你问什么你父亲答什么，你父亲答什么我记什么。那份协议也是按你的意思起草的。你说你问过医生了，你说你弟弟活不长了，而且肯定不会再有后代，他去世后唯一能继承他财产的只有周欣。当时你也没想到你弟弟病成这样了还有精力有本事泡上一个小保姆，还能把这么大一个宅子送给她当礼物。”律师一口气说完这一大串理由，顿了一下，才说了结尾的话：“我也没想到。”
蔡东萍气疯之际，任何迎其锋芒者，皆为发泄目标，仿佛这件事情总要有人领罪似的：“你是律师，你就是专吃这碗饭的，这些事你就应当想得到的！你刚才还说，财产处置的方式多了去了，什么捐献啊赠予啊，你既然都知道为什么当初不写上！”
律师也气疯了，但律师气疯了也还是律师，也还能大把地讲出道理：“对，我是律师，我只能根据正常人的逻辑去推测事情，我只能根据社会常规去判断未来。把上亿的东西送给一个小保姆，这是一个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吗？”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他知道反正他死了他老婆也得不到那个院子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你早应该想到的……”
“我想不到！我是正常的人，我又没快死，我怎么知道快死的人都想些什么！”
他们针锋相对，互不担责。孙姐站在一边，沉默地目睹了双方的争吵，直到他们都像吵累了一样戛然而止，孙姐才用男人般粗厚的嗓音，反仆为主地做了命令式的规劝。
“想别的办法吧，总有办法的！”
他们想了什么办法，设了什么计谋，统统无人知晓。但从第二天早上孙姐再次跑到仁里胡同口外的副食店门前与李师傅接头这个现象看，在他们想出的计谋中，李师傅肯定是个主角。
这个办法，这个计谋，于李师傅来说，肯定是个万难的事情，否则他在从胡同口走回三号院时，脸色就不会那么沉重，步履就不会那么蹒跚。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这个计谋中，周欣不再是被攻击的目标，而变成了必须团结拉拢的对象。
李师傅回到三号院时，金葵刚刚做好早饭。她端着早饭走出厨房时，还对李师傅说师母的药刚刚熬上，让李师傅别忘了一刻钟后关火去端。李师傅愣了半天没缓过神来，半天才冲金葵的背影说了一声谢谢。
上午本来是要浇园子的，但李师傅没去，他在自己的屋里闷着，抽了一上午烟。妻子问了一句：是不是君君又出什么事了，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李师傅沉脸不答，妻子也就不敢再问。沉到中午，李师傅也没去做饭，低头出了屋门。他从垂花门进去，往后院走。在后院他先看到了坐在廊下的轮椅上独自发呆的高纯。他没有说话，高纯也没有说话。接下来他看到东房的门开着，便走了过去，在东房他看到了正在支撑一只画架的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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