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是在与深圳那位建筑商会面时，他脑子里所想的，依然是今晚的董事会。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共有九名成员，除了他本人今晚“因病缺席”之外，八人中须拉到五票同意现金分红的方案，他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长天集团是长天实业的大股东，在董事会内拥有五席多数。以吴长天的判断，除他本人之外，郑百祥今晚至少可以拉到六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分红方案公布后的三天内，成千上万希望落空的股民们就该看着长天实业的股价大幅下跌而溃不成军了。等长天集团自己的公司用低价“通吃通赔”地吸足了筹码，他再以长天掌门人的身份出山“拨乱反正”，改分红为送股，将股价重新拉高，打完由他自己发动的长天实业股战的最后一役，得一张末班的船票，带着饱满的果实扬帆而去，也算是他对得起长天集团十八万弟兄了。此后，一定金盆洗手，再不沾股市中的尔虞我诈。他本来就对空手炒股这种事一直缺乏心理适应，太多的市场机谋与竞争的残忍，让他的良心总是负担着某种重压。他还是老老实实搞他的实业，搞他的产品经营为好，这样活得比较轻松。以他的处世哲学，他是极不忍心以强凌弱，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那么多无辜散户的鲜血的。那些散户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总是打尽最后一颗子弹而壮烈牺牲，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跟谁在打。
送走了深圳的客人，他请秘书为他重新泡了一杯浓浓的君山银针。他看着杯中浮藻般的银针压服着水的热气，显得厚重而又阴沉。这种茶看上去身长叶厚，不易泡开，需要静心等候。秘书又抱进一摞待批的文件，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他没有动。秘书揣摩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几个下午接到的电话，请示他如何答复。他似听未听，答非所问地说：
“李大功要是回来，马上告诉我。”
“噢，李总还没有回来呢，可能还在和他们一起找吴晓吧。”秘书答道。
吴长天只问这一句话，便又沉默了，秘书不再等什么答复，退了出来。吴长天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在想另一件事，这是比今晚的董事会还要重要得多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他未来的全部安排，关系到他整个事业，也关系到……照他看来也是关系到整个长天集团未来命运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就是：他的身份，长天集团的身份，他和长天集团，算是什么关系。
二十年前他接手吉卫塑料制品厂的时候，这家债务累累的小厂的净资产还是负数。那时候的吉卫，是个谁都不要的死孩子，从财务概念看，已经是个事实上的破产企业，只是当时全国都还没有一家破产的实例操作而已。是他吴长天把这个死孩子弄活，长成了今天的巨人。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以实业立身的三大要素恰恰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三种最吸引人的东西：科技、资本和权力！只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而过去一向被吴长天引为骄傲的，正是他自以为已经拥有了这种结合。长天企业靠科技翻身，靠科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尔后的二十年中，集团迅速扩张起来的资本，几乎为吴长天想做的任何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权力，难道他没有权力吗？在长天集团说吴长天没权纯粹是一种低级的幽默。他的功劳、气魄、能力和为人，使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成了一个毛泽东式的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崇拜。当他的下属们学着当年林彪“紧跟”毛泽东的口气说：对吴总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时，当然就不是幽默，而是一种真诚的拥护了。谁也没想到在长天企业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吴长天竟突然发觉他的权力，不过是眼前雄伟壮观的一片海市蜃楼，是随着太阳的升沉移动而忽大忽小或有或无的一片倒影罢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说起，在他以长天为名组建起长天企业的基础公司——长天实业总公司的时候，为了得到吉海经济开发区税收政策的优惠，他把长天实业挂靠在了开发区的财政局。反正财政局每年只收些管理费，并不过问他的经营活动，也不过问他的人财物的调动，企业内一切行为均由他自己做主。尽管长天企业下属的公司和工厂遍布北京、上海、广东和东北很多城市，但他顺理成章地把企业的总部注册在开发区之内，这些年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何止千万计。现在，中央决定政府部门一律不能再附属企业，几周前开发区财政局突然跑来和他商量，准备把长天集团的关系转到开发区招商总公司去，当时他愣了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长天是他的，政府没投一分钱，是他白手起家平地造楼，一天天拉扯起来的，他不需要转到什么招商总公司去，他难道还得有个婆婆来管着他？得有个上级单位来任命他？过几年再安排他体面地退休？当他拿着那一点退休金走出他含辛茹苦亲手建立起来的王国并和它再也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高尚的伟人，还是一个历史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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