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她又想了一会儿，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交待嘱咐的。接下来她在自己的嘴唇上涂了红红的唇油，然后在遗书上长久地一吻，让自己的双唇和几滴饱满的眼泪，一起印在了吴晓的名字上。她封好了信封，信封上写了钢琴师的姓名，并写明转吴晓收。最后把信封压在了枕头的下面。
上午八点，手术正式开始。麻醉针是从后背打进去的，她感到了疼痛，整个呼吸都收紧了。有人在她身后问：“疼吗？”她摇头，说不疼。那人便说：“深吸气，别紧张。”她照着做了。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身边不知什么仪器发出的嘟嘟的响声上，那嘟嘟的响声像是在数分读秒似的，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失落和空茫。
她听到了手术器械的叮当声，间接着医生们的话语：这个纱布拿掉……一号尖嘴钳……吸引器，吸引器，准备血管钳，快点……血压一百四——九十五，给毕主任找个脚凳来。把床再稍放低一点……她知道今天是主任亲自操刀。虽然视线不及，但她能听出身边的医生很多很多。
事前医生并没有说明是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但手术开始不久她就昏然睡去，睡得很死，没有做梦。醒来时手术已经结束了，她已经躺回到病房里，医生护士尚未散去。她想叫主任，主任不在。那位年轻些的医生俯身看她，问：“醒了吗？感觉疼吗？”她的声音在胸口上郁积着，老是找不到发出来的位置，费了半天劲儿才说：“不疼。”气韵微薄。医生要求：“大声说。”她用力发声：“不疼。”医生见她终于发出了声音，放心地笑笑，说：“手术很好，你放心，那个肾脏已经活了！”
她全身没有一点劲儿，软得几乎找不到知觉，但她还是忍不住把最后一点力气推向舌尖，向医生确认：
“活了吗？”
“活了，接上以后颜色很好，没有黑，也没有花掉，说明循环很好。你看它已经帮你排尿了。”
林星哭了。她知道她得救了。
手术后她在医院住了很久，等着身体完全康复。医生和护士都对她很好，还专门找了一个特护员给她喂水喂药，晨昏伺候。她想，她是什么时候积了这份德呢？尽管她在手术前就一再追问，可医生始终也没有告诉她，究竟是什么人，承担了这一切的费用。
在手术后第一次能够下地独自行走的时候，她就去了泌尿科主任的办公室。她说主任，我好了，我来谢谢你。主任说谢我干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她说：主任，请您告诉我，是谁让您救我的。主任说：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这样吧，我再和这个人说说你的心情，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
然后就没了消息，几天后她听说主任出国考察去了，一去就是很多天没有回来。她把特护员退了，她很难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按小时收费的昂贵的护理。还有术后恢复性的透析，还有医院病房的床位，还有药，还有一日三餐……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开支，难道不需要她用什么方式，来一一偿还吗？
冬天到了。下第一场雪之前她出了医院。扬州胡同的家里，还没有烧起暖气，屋里的冰冷和尘土，给人说不尽的萧瑟凄凉。她出院后的第一顿饭没有在家做，家里什么都没有，冰箱里的东西早已腐败不堪。她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去了一条小街，那街上有一家她只来过一次就永生难忘的小饭馆，那饭馆的名字叫做“小四川”。
饭馆里人挺多，但她结婚那天用的小单间还空着，桌椅依旧，陈设宛然。她进去点了一个锅巴肉片，这是那天婚礼上吴晓最爱吃的一道菜。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个晚上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使人依依。那个没有伴娘没有伴郎没有司仪没有双方亲属甚至没有任何程序的婚礼，是她此生度过的最最隆重最最喜庆也最最神圣的时刻。很久以后他们才听说按规矩婚礼的时间应该选在中午，晚上举办婚礼的，一般都是二婚。
她想，难道就是因为选错了时间，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又想起键盘手当时喝醉了，酒后真言地说过黄历上记着这是不宜嫁娶的一天，难道就是因为冲撞了这些灵验的规则，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看看单间外面就餐的人们，都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的样子。也许是快要过年的缘故。现在，是这一年中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世纪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千年最后的几天了。按照某些西方宗教的说法，这不仅仅是纪元的终结，而且是人类的末日。但看看眼前这些人们，一个个多么的轻松快乐，带着过节的心情。由此可见，西方宗教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中国人还是相信龙年大吉，连这小饭馆的墙上贴着的葡萄酒广告，都醒目地写着千禧龙三个喜洋洋的大字。林星想，她也应该高兴的，她终于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重新走进生活，走进新的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她还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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