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信诚用接近于哭泣的颤栗，最后发问：“阿菊，你敢对天发个誓吗？我知道你现在也信佛了。你敢对佛祖，对菩萨，发个誓吗？在佛祖面前说假话，肯定要遭报应的，你敢发誓你说的都是真话，你敢吗？”
阿菊沉默。
凌信诚说：“你可以拒绝，阿菊你可以拒绝发誓。只要你发誓，或者明确告诉我你不想发誓，我马上就走。”
阿菊看看信诚，又看看我们，她说：“我发誓。”
凌信诚逼了一句：“你对佛祖发誓，对菩萨发誓，你说得都是真的！”;
我真希望，也许除了仇慧敏，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真的希望，阿菊能够突然改口，哪怕只是为了哄哄信诚，只是为了那颗因脆弱而变得格外简单格外可怜格外需要欺骗的心。但阿菊在快速思索后，面孔更加庄严不苟，虽然还有两行残泪挂在腮边，但并不防碍她把誓言发得字正腔圆。
“我对佛祖发誓，我对菩萨发誓，我对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大菩萨，我对我亲爹亲娘亲姥姥发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说半句假话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行了吗！”
阿菊的庄严，很快演变为一种歇斯底里的波悍。她还没有喊出最后一句，凌信诚已然默默转身。他实际上是被大家架着，走出门去，走下了楼梯，抬上了楼前闪着蓝灯的急救车里。幸亏有这部急救车，才使医生得以在返回医院的路上，用药物控制了恶化的病势。
仇慧敏在凌信诚被抬上汽车的混乱中，低声接了个电话便悄悄离去了。我和周月经过短暂商量，考虑到周月明天还要上班，所以只由我一人跟随急救车返回医院。我们虽然谁也没有明说，但彼此心中都有预感：也许今夜，就是凌信诚的人生大限。
也许依靠了药物的作用，凌信诚在途中比较安静，返回医院已是午夜凌晨，我帮司机和医生将信诚抬上楼去，抬人病房，这时他已昏昏睡去。一出病房我便向医生询问信诚的病势，我的问话直截了当，医生的回答却模棱两可，几乎是一套收放自如的外交辞令。
我问：“大夫，依你看信诚的病这一两天是不是会有大变？”
医生说：“这种病不好预测，我希望他能平安无事，可希望和现实往往并不一致。”
见我一脸茫然，医生好歹又跟了一句：“当然，今明两天，比较关键。”
于是我决定留在医院。时间已晚，信诚的秘书和医生帮我在这幢病房楼里，安排了一个空着的房间，过了半睡半醒的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便起床来到信诚的病房，看到信诚已醒，正在就着早饭吃药，脸色虽然苍白依旧，但总的来看，似已渡过危险。
信诚见我站在病房门口，便抬手叫我进来。他让我坐在他的床边，问我小梅这一阵在做什么，我说小梅在上班吧，她有她的工作。信诚发呆片刻，再次开口，问我可否委托小梅或者其他律师，代表他再到公安局去打听打听，看看优优当年，是否真的参与谋财害命。他说如果这事真像阿菊说的那样，那他实在无颜去见冤死的父母。
我说，那就让小梅去吧，小梅对优优情况较熟，分局的人也认识几个，可以托她先去打听打听。我又劝了信诚几句，告诉他事已至此，急也没用，凡事大可想开，不必过于自责。
劝完之后我就给小梅拨了电话，向她转达信诚所托之事。小梅当天便去了分局，晚上便在周月陪同下赶到了清水湖医院。在见到信诚之前，先把我叫到二楼阳台，我们三人先做商议，琢磨如何向信诚述说。
小梅先把情况做了简单通报，她说她今天没能见到优优，因为优优今天在受审时与民警发生争吵，情绪失控，用头撞击门框，有明显自杀意向，现已送往公安医院救治，据说已经脱离危险。小梅今天以律师身份，听审案民警介绍了一下案情，从民警介绍的情况看，至少她昨天早上蓄意撞死德子一事，不像是假的。听到这里周月说：“可优优说德子是阿菊撞死的。”小梅说：“可那辆车子是优优开着的。”周月说：“可优优和德子无冤无仇！”小梅说：“可德子是阿菊相好那么多年的男朋友！”我插嘴打断他们：“你们别再争了，分局的人最后到底怎么说的？”小梅和周月都住了声，问了半晌，小梅才说：“分局办案的几个民警，都倾向认为阿菊的举报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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