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翁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的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29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 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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