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呆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练，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
1
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
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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