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看到谭功达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办事员进而解释道：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你不会每天向父母要求，替自己安排工作，对不对？你看见屋里的地上脏了，会自觉地拿起笤帚来扫地；你看见水缸里的水没了，自然就会去井边打水；若是房子漏了雨，你当然也会找个工匠来修缮。你懂我意思吗？在花家舍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地里的麦子黄了，他们就会去收割；秧田里的水干了，他们就会去灌溉；瓜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们就会去锄地；春蚕快要吐丝了，他们就会去准备蚕宝宝产茧的草龙，诸如此类。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公社社员都是常春藤上的一朵小花，公社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可是，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乱了吗？”谭功达好奇地问道。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正在往上记着什么。“比如说，去割麦的人太多造成误工，而去灌溉或锄草的人又太少了……你们又如何进行协调呢？”
“不需要协调。”办事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您知道，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解决局部的问题，就必须着眼于整体。每一个社员看上去都在做着十分具体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趣，但假如将每一个具体工作与花家舍人民公社未来的美好蓝图联系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万里
长城的建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城，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铺设每一块砖。因此，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
“我还是不太明白。”谭功达坦率地看着办事员，神色相当迷茫。
“当然，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严格的训练，我们有社员培训部，还有农民夜校，他们负责具体的培训。”
“可是，”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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