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聂凤至笑着问他：“你跟文工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我看你还得往炉子里加点柴。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白小娴回家过年去了，雪倒是越下越大。谭功达觉得胃部隐隐作痛，便走到厨房里找吃的。锅灶都是冷的，揭开锅盖，早晨煮的稀饭都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厨房的地上搁着两颗大白菜、一把小葱、一块用旧报纸卷着的腊肉、一根冬笋，这些东西是普济的高麻子托人给他送来的年货。平时，谭功达一日三餐大多在县机关的食堂里吃，即便到了周末，他也难得在家生火做饭。可如今过年了，食堂和街面上的饭铺都关了门，谭功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这堆东西，不知如何下手。
天色渐渐地暗了，透过木格子的窗户，他看见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升起了炊烟。屋外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正在堆雪人，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踢得雪片纷飞。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正仰着脸在竹林边看着她的爷爷往门上贴春联；在更远一点的河道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只大猪头，嘴里呵着气雾，正急急地往家赶。他的妻子头上裹着方巾，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他。男人也许走得太快了，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他们。很快，这几个人就走出了他的视线，惟有北风在旷野里扬起阵阵雪霰，在光秃秃的树林上空，簌簌如雨。
谭功达吸了吸清鼻涕，回过头来看了看冰冷的厨房，不由得想起匿名信中“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这句话来，细细一琢磨，倒也不无道理。现在，他只剩下去钱大钧家蹭饭一条路了。按照梅城一带的风俗，除夕之夜不便去人家吃饭，但听着肚子里咕咕乱叫，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打通了钱大钧家的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中午的时候白副县长就来电话把大钧叫走了，说是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开什么会？”
“县长，您都不知道吗？”田小凤笑道，“干脆，您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吧，是羊肉馅的饺子，反正你也不会生火做饭。”
谭功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这大过年的，白庭禹和大钧他们却去开什么紧急会议！即便是开会，他作为一县之长，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他又往白庭禹家打了个电话，那头没人接。最后，谭功达将电话打到了杨福妹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嘴里含着一口浓痰，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她去哪里？我哪个晓得啰，不是说开会吗？一年到头的，哪天不能开会，偏偏挤到这么个时候，家里一大堆亲戚都等着她一个人。喂，你是哪位？”
真是怪事，都去开会了，难道说梅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听见电话那头，老太太还在“喂喂喂”地乱叫，这才想起电话还没挂。
既然大钧不在家中，谭功达只得打消了去他家吃饭的念头，一个人回到厨房里，将早上没吃完的稀饭热了热，立在灶头，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随后，他去院中关上门，来到书房的写字台前，泡上一杯浓茶，拿过那本《沼气设计常识》，读了起来。可没读几页，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大年三十竟然还会停电，谭功达的心里不由地再次暴怒起来。
两年前，谭功达给省里和地委一连打了六份报告，省电力三厅才同意在通往省城的高压输电网上接出一条支线供梅城照明使用。可一旦电力供应紧张，梅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普济的水库大坝虽然已经合拢，但发电机组一时还没有下文。本来南洋的两个侨眷愿意出钱购买发电机，还到普济实地看过两次，可报告打到省里，迟迟没有批复。一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还勃然大怒：“这两个华商的政治背景你到底弄清楚没有？他们和台湾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的大坝修在长江的支流上，一旦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令人烦心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一件。别的县连高级社都普及了，可在梅城，初级社的覆盖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即便如此，竟然还有人暗中闹退社，将县委派下去的工作组扣留在猪圈里……那些退了社的社员担心县里让他们重新入社，便故意毁坏农具，将耕牛毛驴都杀来吃了，将犁头敲下来换糖，一夜之间，山林里长了百十年的大树通通被砍光。地、县公安机关派人下去抓了一批人，还枪毙了为首的五六个，事情还没平息，却有人偷偷地搞起单干的把戏来，把村里的山林和水塘都分给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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