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完了吗？”白小娴厌恶地瞪了她的婶子一眼。
“你别急，急什么？”婶子趴在她肩头，双手抚摸着她的肩胛，接着道：“都说你这闺女死心眼，脑子还真的有点不开窍！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才这么做的。你叔叔这个人，脾气不好，说话不注意方式，可他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什么叫严肃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就说五七年反右吧，当时我在红星机械厂蹲点……蹲点，你懂不懂，就是在基层挂职。上面的指标下来了，要在厂里定一个右派。可厂长书记都对我摇头，说他们厂‘恰好’没有右派。我就对他们严肃地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得那样，你们厂没有右派的话，那你们厂长、书记就是右派。后来呢，嘿嘿，他们还真的想出一个办法来了。厂门口打铁的铺子里有一个大铁墩子，厂长让全体职工排着队去抱那铁墩子，每个人都试过了，谁都没能把那铁墩子抱起来。正在这时有个大胖子，外号叫“鲁智深”的，上班迟到了，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跑进来，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朝手中吐了两口吐沫，嘴里叫了一声‘起！’，愣是用吃奶的力气把那铁墩子给抱起来了。最后，那个大胖子就被定为右派。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执行上面的政策，不能含糊。再说谭功达，当年你叔叔介绍你们谈朋友，我就很不赞成。这个人说话粗鲁、不修边幅、异想天开、妄自尊大，我打心眼里瞧不上他。可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不管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味替他辩护，我实在搞不懂，他究竟有哪一点好？嗯？”
白小娴听婶子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她怎么也没想到，从婶子的嘴里能说出这么一番无耻的话来！这个世界竟如此黑暗！眼前的这个女人竟比她的叔叔还要龌龊无耻！白小娴站起身来，对她的婶子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至少要比白庭禹好得多！”
说完，拉开门，头也不回，一阵风似地跑了。
6．
谭功达的结婚申请书很快就批下来了，县民政科通知他带上照片去办理登记。那些日子，谭功达和张金芳正忙着搬家。但张金芳还是抽空从供销社买了两块布料，替谭功达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叽中山装，自己则做了一件劳动布褂子。谭功达在张金芳的催逼下去理发馆剃了个头，随后两人穿戴整齐，去“新时代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大红烫金的结婚证书，就像是一张命运的判决书，谭功达的心里沉甸甸的。张金芳也高兴不起来——半个月前，她终于相信谭功达被撤了职。不过，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能够在县城落脚生根，心里就觉得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从集市上买来了油菜籽，把院子里的地都翻了一遍，种上鸡毛菜。她盘算着靠卖菜挣几个钱，贴补家用。等到青菜刚刚从地里钻出来，县里已经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他们搬家了。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的，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划划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划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咪咪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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