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70)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于”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70)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70)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70)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圩的人鱼龙混杂，什么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于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地根深蒂固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70)设置为小于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么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
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日后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娘卖乖，这么讲，秦书田右派改正，胡玉音改变成分，供销社主任复职，税务所所长平反……还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哪!带出来这么一大串。十几、二十几年来山镇上谁没有错?就只那个‘北方大兵’谷燕山好像没大错。但若不是十几年来这么斗来斗去，自己能斗到今天这个职务?还不是个鸡狗不如的‘吊脚楼主’?要一分为二哪，要一分为二。”
王秋赦最为烦恼的还不是这个。他还有个经济利害上的当务之急：要退赔错划富农胡玉音的楼屋，镇革委早就将“阶级斗争展览室”改做了小小招待所。小招待所每月有个一两百元的收入，又无须上税，上级领导来镇上检查、指导工作，跟兄弟单位搞协作，大宴小宴，烟酒开支，都指望这一笔收入。“向胡玉音讲清楚道理，要求她顾全大局，楼屋产权归还她，暂时仍做小招待所使用，今后付给她一点房租，五块八块的，估计问题不大……”
王秋赦迫在眉梢的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退赔社教运动中没收的胡玉音的一千五百元款子。十几年来，这笔款子已经去向不明。前些年自己没有职务补贴，后些年每月也只三十六元，吃吃喝喝，零碎花用，奉送各种名目的礼物……哪里够?你当王秋蛇还买了一部印票机么!
“娘卖乖!这笔款子从哪里出?从哪里出?先欠着?对了，先欠着，拖拖再说。十几年来搞政治运动，经济上是有些模糊……一千五百元当初交在了谁手里?谁打了收据?哈哈，一笔无头账，糊涂账……胡玉音，党和政府给你平了反，昭了雪，恢复小业主成分，归还楼屋产权，还准许你和秦书田合法同居，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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