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走运了。一个名叫"海河合唱团"的团长以伯乐的眼光瞧上他的大鼻子，把他请进合唱团。合唱团不管他咬字是否清晰，只要他的鼻音。谁料到他这闷雷般的轰鸣，像是给合唱加进去一架大风琴那样，发出意想不到的声音效果。上百张嘹亮的嘴巴加上一个浑厚的鼻子，开创一个前所未闻的神奇境界。这个平淡无奇的合唱团竟因为一个鼻子走红了。很多观众为这鼻音而来，向台上寻找这奇妙声音的发源地。看吧，这梨儿似的鼻子，多像是给合唱团配戴的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
"文革"期间，许多文艺团体受冲击，合唱团为了跨时代地存在下去，改名叫做"红太阳宣传队"。但我这个邻居遇到了麻烦。因为当时所唱的歌曲一律是革命歌曲。他吐字不清，被怀疑是故意不唱歌词。受怀疑比受指责更可怕，他必须赶快学会吐字。大革命真是无坚不摧，这先天的毛病居然也改了。有生以来，声音一直从他鼻孔出来，现在竟改道走喉咙了；随着一个个字儿愈来愈清楚地蹦出嘴唇，那鼻音便一点点稀薄和消退，最终他唱起歌来和所有演员没有两样。一旦被统一了，他也就消失了；大家全一样，每个人便都可有可无。"红太阳宣传队"因此没了魅力，在后来的社会变动中无声无息地散了伙。
失去了鼻子的世界居然会变得如此乏味，你说究竟为了什么；是因为那独特的鼻子，还是因为那鼻子的独特?
其实我能干许多种事，干得都不错。干这些事时我都轻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样干，保管能成行家里手。所以我说，我写作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我还想说，写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没动过稿纸和钢笔时，我专业从事绘画。可是不久"文革"覆盖了整个中国；那时全国人在受难，我也受难。时时感到别人的泪别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时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挥笔画画，拿如梦的山如烟的树如歌的溪水抚慰自己。渐渐我觉得自己熟悉的这种画画的方式非常无力和非常有限。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所需要的是清醒，并不是迷醉。心里消化不了的东西必须释放出来才得以安宁。有一次我悄悄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因而酿成悲剧而深深忏悔。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我由于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与良心难安之痛。尤其我也是个"狗崽子"，处境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我写他其实也是写自己。这小说的原稿我早已烧掉，因为这种文字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乃至家破人亡，但我头一次尝到写作时全部身心颤动抖动冲动时的快感，感受到写作是一种自我震撼，发现到只有写作的方式才最适合自己的内心要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写作不开端于一部什么处女作，什么成功，甚至什么"一鸣惊人"，而开端于自己被幽闭被困扰被抑制的内心的出路。有如钻出笼的鸟儿的无限畅快，有如奔泻的江口的无比酣畅。
这便是我写作的一个缘起。十年里，我的写作完全是在绝密的空间里，一边写，一边把写好的东西埋藏起来；有时不放心自己，还要找出来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觉得容易被人发现。我写作是决不想当作家的，因为那时作家们都在过着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赚一点稿费的念头，如果将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就相当于自杀。可是就这样，我却感受到了写作的真谛，和它无比神圣的意义。
写作来自于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现在，有时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搁笔不再写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静了。它只要还有一点点不安，就非写不可。
我前边说，我什么都能干。其实不对，其实我很笨，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倾尽我的心。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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