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东亚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两强并存，又彼此猜疑，对抗难以避免。对抗难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几百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对手。现在，日本从中国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即使不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实力增强也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因为它改变了均势，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均势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战略传统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传统的国家。这一事实为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认。在中国，李宗仁是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他与侵华日军打了多年的仗。他总结道，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国策上犯了致命错误：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李宗仁回忆录》（下），61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这个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他提出了日本侵华的两大原因，对于日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一对矛盾。日本本来接受的是中国文明，后来在美国的炮击之下，转而学习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用它后来习得的文明果实进攻它早期文明的母体。除了地缘政治的追求外，当时日本入侵中国，还有两种文明没有调和的因素。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结果在中西文明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惨败。至今，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摇摆，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状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东亚地区，日本还不具备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国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征服，却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早期的时候，中国自成一个世界，征服了中国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干涉。而到了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贫弱的一部分。许多强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美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日本在远东坐大。另外，古代中国人一般并不太关心哪里的人来当皇帝。而20世纪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是一件代价极为昂贵的事情，很难持久。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胜仗，占领了领土，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些都是日本战略上的失误。李宗仁接着写道：
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忆录》（下），616页。
李宗仁所说的“志大才疏”，专指制定战略的领袖。在战术上，他承认日本将官“一丝不乱”、“令人生敬生畏”。作为战地指挥官，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日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部队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内蒙古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迎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足6万人）。岛国的日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日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日，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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