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注重法律和道义的国家，因此，战争借口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说过：“就算一场新的冷战不可避免，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假设，一项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北京，以避免美国的孤立。”《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169页。这是典型的美国想法。与基辛格的建议相对应，一项明智的中国政策应当是避免承担冲突责任；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华盛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向卡斯特罗学习。是否参战取决于对利益和实力的判断，而卷入的方式与冷战或热战无关。如果美国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或热战）是必要的，它一定会积极制造借口。因此，应该特别警惕美国撅起来、伸过来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虽然在经历了千余年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大都进入了宗教宽容时代。但是，一神教对“异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斗等思想却在美国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人就谋求改变世界。他们要改变欧洲的旧世界，希望铲除异教文明，希望消灭德意志帝国、苏联帝国。立场都是把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国家。
上帝选民和善恶大决斗的观念起源于宗教，已经融入基督徒的思维之中，并向外传播。作为基督教最后一个情绪昂扬的大国，美国必然和伊斯兰教徒——尤其是激进者——发生冲突。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对方。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受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外交，在思想上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最大差别在技术上，一方掌握了最先进的武器，另一方只能依靠他们最原始的自杀袭击。但是，他们的冲突根源却可以上溯到两个宗教的共同源头。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三者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此外，它们也都建立过统治大量异教徒的大帝国，这样辉煌的集体记忆是难以消退的。因此，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地缘文化，它们都是对立的。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居民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从非洲捕获的黑人是他们的奴隶，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们的敌人。从美国建国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近200年间，美国完全由欧洲移民及其后裔掌控，他们歧视和迫害其他族裔。但是，美国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没有国王和贵族，教会的世俗势力也不大。在争取独立时，美国革命追求当时欧洲尚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和英语并行的双语国家，特别是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各州。以至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提问，他要求保护美国的民族特性。但是，新移民给美国带来多元化的趋势不能停止。2004年，小布什为了竞选连任（私利），宣布大赦200多万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不过，美国的上层精英仍然是欧洲思想家的信徒。这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对照。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把美国的外交传统分为四个流派，分别代表商人、律师、军人和传教士的价值观，并分别以一位美国总统命名。其中传教士一派被称为威尔逊派，即人们通常理解的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在这个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浓，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是传教、消灭异教、拯救世界的热忱。基督教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有相同的文明和历史源头，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差异：美国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欧洲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社会了。而且，美国的宗教色彩还在变得浓厚。在宗教影响之下，美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这是美国在国际上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也是美国可能给世界带来危险的因素。
国际政治的实践在人类各大文明中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积累了许多经验；作为一个学科，国际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那些经验为建立学科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欧洲的动荡和战争，许多学者和科学家（特别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国。欧洲文明第二次传入美国，其规模非常之大，以致汤普森感慨道：“在整个人类知识发展史上，如此规模的人才智力迁徙是罕见的。”他认为：“从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国际研究了，甚至难以历数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74、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不过，汤普森还是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欧洲传统完全进入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背景方面，艾伦?布鲁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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