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地理空间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国家间政治：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1948）。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在模仿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Robert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了全球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开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见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表演（慕尼黑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斯特劳兹-于佩在1923年移民美国，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他先担任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外投资顾问。因关于纳粹的讲演受到重视，于194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政治学教师，研究纳粹的地缘政治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地缘战略学家。斯特劳兹-于佩是当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FPRI），两年后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间，他先后出任美国驻斯里兰卡、比利时、瑞典、北约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劳兹-于佩是20世纪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家。与凯南不同，他和艾奇逊倒是比较投缘。的《地缘政治：对空间与权力的争夺》（Geopolitics：TheStruggleforSpaceandPower，1942）。斯特劳兹-于佩和摩根索都是欧洲移民过去的美国人，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这两本书的初版日期，前者晚于后者6年。摩根索把副标题做了一点改动，把“权力”放到了前面，并用“和平”取代了“空间”——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一个变化，多了一点理想色彩。正如二战所显示的，和平是一个结果，是国家欲望得到满足或遭到镇压之后的结果。除非国家感到无能为力而不采取行动，否则和平很少是一个目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来自国家权力的满足。一个国家争到了权力，也就获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权力争斗中被破坏的。如果国家因自身软弱而过多追求和平，必定会丧失更多权力，如二战前的法国和英国。因此，作为国家欲望的对象，和平取代空间并不合适。摩根索的副标题更符合理想——和平毕竟极其珍贵。但斯特劳兹-于佩的副标题更符合现实。现在，侵略受到谴责，占领遭受打击，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决定性影响。但空间与空间扩张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国遍及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也同样重视权力。他说：“全球政治也一直总是有关权力和权力争夺，今天的国际关系正在沿着那个关键的维度变化。”TheLonelySuperpower，SamuelP?Huntington，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实，“文明冲突”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冲突。它与国家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取代国家成为权力冲突中的主体。文明冲突不可能消除国家冲突。它只是权力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权力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国家冲突、民族冲突等等）交织在一起，并同样深受地理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对价值也越来越重视。在1950年代初，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那时，在美国权力之上还蒙着一块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纯洁的人真诚地相信正义的力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应该添加更多的内容，不仅要有正义、权利，还必须包括有效的管理，减少冲突、疾病、贫穷等危害人类福祉的灾难。这样的任务不是庞杂的联合国等机构所能胜任的。在竞争的同时，大国还要学会合作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完全执迷于互相竞争，最终走向冲突和战争。只有大国才有力量（权力）管理这个世界。在变化的世界中，原来的大国需要和平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新兴的大国要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整个世界都会从中获益。
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在空间分布的范围，权力可以被分为四种：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又称天权）。“陆权”是指在陆地上的权力，“空权”是指在天空中的权力，另外两种以此类推。陆权和海权的对立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是地中海的产物。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都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对抗的角度予以解释。古代中国在地理上较为封闭，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除了内战之外，主要是定居农民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战争。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战争没有离开过陆地。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产生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没有与海权对应的陆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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