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很少遇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也没有官府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官方放弃了这样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没有必要保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地中海是最适宜早期文明和航海发展的大海。在欧洲的北方还有一个几乎封闭的大海——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多港湾和岛屿。如果那里不是太寒冷而多风暴，不是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样的文明。不过，波罗的海出产了维京海盗。这些海盗四处侵略，就像更早时期刚离开黑海一带大草原的印欧人一样。但维京人出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来得及创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从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欧洲大陆看做是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的半岛，还有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温暖的南方，最后被北方蛮族征服。地中海的气候宜人，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这些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在岸边，甚至在海内。当时已经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就很孤独。希腊文明晚出，在与众文明的交往之中发展起来。希腊在海岸极其崎岖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大半岛的边缘还有许多小半岛和近岸岛屿。半岛多面环海，形成了许多海湾和岬角。希腊的土地多山而贫瘠，但这却是其福所倚。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当古希腊人刚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时，他们还不认识大海。他们惊讶地问当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么？回答是Thalassa（海）。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
许多中国人对雅典有一些了解，却经常忽视了斯巴达，于是留下了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印象显示了一个事实：雅典对后世的影响要比斯巴达的大很多。雅典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精神遗产：民主、哲学、文学、雕塑、建筑、航海，这些可以列入软实力的范围。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持久，在一定时间之后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后世的光芒比斯巴达更灿烂。对于古希腊的地缘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过明确划分：“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用现在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来说，它们一个是陆权国家，一个是海权国家。在希波战争（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达共同抵御波斯，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多次打败波斯的入侵。萨拉米斯之战（前480年），雅典舰队打败了波斯海军。希波战争以双方签订和约而告终。在抵抗侵略的战争结束后，希腊人自己打了起来，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达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帝国，各有一些城邦依附于它们。但雅典在海陆上都战败了。雅典投降，斯巴达取得了胜利。这时，雅典照耀后世的文明才刚刚开始。
希腊人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国的小居鲁士和他的哥哥争夺王位。小居鲁士雇佣了一万名希腊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优秀的战士，后来的瑞士人也是如此。——从小亚细亚登陆，到了两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的雇主小居鲁士却在乘胜追击时被杀死了。随后，波斯人诱杀了希腊人的将领。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希腊军队没有溃散。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见民主制度与自由散漫、随地吐痰没有关系。专制更容易产生散漫——对压迫的一种消极抵抗。民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希腊人选举了新的将军——其中之一是色诺芬色诺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长征记》（Anabasis）不仅记录了在波斯帝国内的艰难征途，还有他返回希腊后的生活——对古希腊日常生活的珍贵记载。《长征记》鼓励了亚历山大入侵波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忆苏格拉底》，记录了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讨论决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边就会有希望，有他们熟悉的希腊语和船。他们在波斯帝国之内行军，路线大致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终于有一天，色诺芬听到先头部队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们到达了黑海的东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诺芬把整个征程记录了下来。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对海上优势有了明确认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获得了经验。大约在马汉之前2300年，一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希腊作者说：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