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四，第131页，薛福成。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职。有了铁路之后，陆地运动速度加快，陆权对比海权的劣势大大减少了。当时中国在新疆既无铁路，又无（有线）电报。最大的挑战来自后勤补给。左宗棠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10页。同时，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够顾及西疆。他又说：“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结，再做区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28页。“英事”指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英国吞并缅甸后对中国西南的窥探。
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没有错。清朝确实无力同时在东西方打两场战争，对手分别是日本和俄国。李鸿章的错误在于对时机的判断。在中亚的大角逐中，俄国与英国互相牵制，它们都在利用阿古柏。在东海，日本对中国还不具有海上优势。那时，海防和塞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两个方向上短期都不会形成战事。所以，清朝没有遇到东西海陆两线作战的问题，甚至连单线作战都算不上。这两个问题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中国支付赔款，从俄国收回了伊犁，从日本收回了台湾。但是，真正的危机将在数年之后到来。
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担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抚。西部暂时较为平安。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建冲绳县，又遣使来中国谈判。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海军正式成军。这时的日本还不那么确定它的实力，提出把琉球群岛南端的先岛群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分还给中国。当初，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西部，是想在东部更强硬地对付日本。他（或执笔的薛福成）设想，如果中日谈判不利，清廷将“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五，第177页，薛福成。转引自《李鸿章传》，311页。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设想很宏大，显示出李鸿章对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国终于失去了琉球。李鸿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就完全倒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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