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原来的床上，一点一点陷下去，我又看见了那个手指，还在那呢。第二个指节都看清了。看一次，它就伸出来一点。
我把手伸过去，还在。我用手轻轻握住那个微凉的手指，还在。我一下就知道她是谁了。
那个指甲弯过来，在我手心柔软地挖了一下。
又一个故事（七）
“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我打给你的。说我要结婚，地毯都铺好了，请你参加我的婚礼。”英儿(50)还是那样神秘兮兮地摆着手。你什么也没说，就问了一句：地毯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红色的。你就放下电话，拿起一把大斧子，又拿了一个瓶，里边装了一把跳蚤。斧子是砍木柴用的，当然，也可以砍姑娘家。然后，你就到我这来了。
我还在烤蛋糕呢，你把跳蚤就丢在毯上，满地毯都是红色的跳蚤，好像地毯活了，所有人都开始跳，跟跳蚤一起跳。咬得跳啊，跳啊，跳啊跳不动了，就都趴在地上。
这时候你才拿着大斧子，走进来问：“跳够了吗？”
在小酒吧（八）
她已经上楼去问了，我还在楼下乱找，找刀。那些东西扔在一大堆门口的垃圾里，下雨，水淋过，都有点微微的锈了。等我找好的时候，忽然又担心起来，怕你上去的太早，告诉了什么，或打了电话。我一直上到楼顶，发现没人，就又下来。一扇半开的门。我在对面看见的，果然里面有认识的人，在刷房子。他感觉到有人。就往外看。那是个厨房式的半遮的小门。我把东西放好就抬起身来，就跟他打招呼。他说主人下午、晚上才回来呢。这样我们就要到酒吧去，我和他一起，都无所谓了，他渐渐变成了个女的。我们一起和好多人说话，坐在环型的木座位上。
她又来了。“她是我们最好的翻译，棒极了，邓肯介绍的。”
我知道，我见过她，在火车上碰到她，眼睛不大，可是人挺好的。她说：你呀，你呀。她跟杨打招呼，好像没看见我。但是接着说：啊，你呀。她就把我的手放到她背后去了。她跟杨说话的时候，一直握着我的手。后来出了酒吧，我们又一直一起走。我不太喜欢她，她有点直接了当说别人的事，说他们两个人闹不好，我说我也快了。我就说我的事。她说：不是发昏了吗？她抬起眼睛来看我：我说不是发昏，就是这样。
我们沿着街走，快到家了，看窗子是红的，写着一百美元，她就说起妓院的事。她说她们一定放荡得很，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说：我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她说应该去去，一定很有意思。我问怎么？她说：一定很放荡的。我说就是有很多技术也没甚么，我好像在和她说一个事，那么傻。
“光有技术；没有气氛怎么办呢？”这样说就已经回到了屋子。
我轻轻抚摸她，从衣纹上，忽然想起结婚的事。
（在柏林）一
醒了地上堆着字画，一直堆到门边上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醒和梦着对我都不合适，我知道我不仅是跟醒着的事不合适。跟睡着的事也不合适。梦里没有英儿(50)，没有她淡红的衣服影子。我做一半的梦就醒了。梦里有老鱼坐在那抽烟，还在那说他的话，好像对我有点客气，我就坐在那翻书，后来他说了一句挤兑我的话。我说你又来了。于是中间的事就好像没有了。是北京的平房，院中间有水管子，好像是蝌蚪的娘家。有一个人跟蝌蚪一模一样，当然就不是蝌蚪。说是蝌蚪的妹妹，在厨房做饭。过了好久蝌蚪才来，据说她已经疯过了，所以特别胖，有点不认识她。我想这一定是蝌蚪。
很多人要去做什么事，我不去。我找个借口，我说我要留下来，要写点东西。实际上，全不是，是在院子里，帮主人去灌水。看水开了没有，壶坐在火上。火上坐着水呢！这都是北京话，就是这么一个四合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又想起英儿(50)说的地道的北京话，刷碗。大院里的小孩都说洗，她说“刷”。英儿(50)对大院历来有一个心病，她坚持不到大院里去，觉得那是另一个地方，说另一种话。她有个女同学，住在总部大院，让她去，她也不去，“你们原来都是子弟啊。”她到新西兰才恍然大悟，她还是到大院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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