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怎讲？”她歪了一下头说。
“因为，”我说，“多少当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托在你们律师身上呀！”
“这话说的，我怎么觉得特别阴毒呀？好像我们律师是资本家剥削者似的。”
“有为弱者或无助者亲自开车和竭诚帮助的资本家剥削者么？”
“没有。”
“那律师怎么会是资本家剥削者呢？”
她又歪过头来，看了看我，说：“你真应该去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你会狡辩。”
“我的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会的，她也是一名律师。”
“再过一会，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硬的东西还在信封里。那是我和曹英的结婚证，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在床底下的鞋盒找到它。谁把它装在了那里？什么时候？不记得了。一个没有鞋的鞋盒子，谁想结婚证会藏在其中？谁想到结婚证在结婚后还会那么重要？它有教授的职称资格证重要么？没有。结婚是为了离婚，或结婚才有离婚，结婚证是留着离婚用的，谁想到呀？
我把结婚证从信封里拿出来，看着这个折腾我的东西，我百感交集，像失败者看见红旗一样。我多久不看这红本子了？三年？五年？我想是六年，因为我和曹英结婚已经六年了。六年前为了得到这本东西，我是费了多大劲呀！它是我俩与曹英的父母斗争的成果，因为曹英的父母反对女儿嫁给我，所以我们才要斗争。那斗争可真叫残酷，最后是曹英以与父母断绝关系为代价，才嫁给了我。这本结婚证来之不易呀！可现在我得把这本结婚证交出去，把六年前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拱手奉送，我于心不忍呐！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妻子已经不爱你了，不愿跟你同甘共苦了，你能强迫她回心转意么？就像牛不愿喝旧泥塘的水了，老鼠掉进米缸里了，你再把它们拉回过原来的生活，有幸福可言么？
“其实，你不必这么愁眉苦脸。”曹英的律师说，她注意到我拿着结婚证发呆。“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洒脱的人。你有那么多的学生。”
我盯着曹英的律师，因为她的话让我敏感。“听你的意思，好像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师说，她看着前方，沉默了一会，“你应该比一般的离异者更容易……重新找到幸福。”
“因为我桃李芬芳？近水楼台先得月？”
“难道不是吗？”
“那要看我是怎样的人。”
“你是个很受学生欢迎乃至崇拜的老师。”
“想不到你的当事人也会褒扬我。”
“不，我是听东西大学的人说的。”
“东西大学？我受欢迎？被人崇拜？嗨，我连教授都评不上你听说了吗？”
“我有个妹妹在东西大学读书，我从她那知道的。”
“那你妹妹一定与众不同。”
“是，当然，”曹英的律师说，她停住车，因为前面出现了红灯，“我妹妹在东西大学谁也看不起，除了你。”
“有那么高傲的学生吗？她应该去读北大。”
“想知道她叫什么吗？”
“不想。”
“米薇。”曹英的律师说，她平静地看着我，想知道我是什么反应。
“哦，米薇呀，”我说，我强迫自己沉着、平静。
“认识吗？”
“认识。”
“熟吗？”
“熟。”
“很熟吗？”
“很熟。”
这个自称米薇的姐姐看着我，像监视学生考试的老师一样。
这时候，红灯消失绿灯亮起，我说绿灯亮了，快看。她端正了脸，踩了油门，把车开过道口。匀速地行驶后，她说：“该你问我了。”
“米薇怎么会是你的妹妹呢？你们不是一个姓，再说，你们长得也不像呀？”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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