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车厢从上海到杭州整整走了二十七天。慰安妇们初步为战争付出代价，途中共有三人五次因体力不支发生休克，严重者出现大出血及神经性疾病前兆。
一九四二年，第一批随军慰安妇被飞机空运到太平洋战场最南端的腊包尔基地。驻守该基地的日本军人全都如同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慰安所头天挂牌开张，通宵达旦守候在门外的士兵足足排了几公里长。十多天内，接受“安慰”的官兵达五千余人次，但是担当这一重任的慰安妇却只有十一人。
一九三九年，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此后，凡是日本帝国士兵足迹所到之处，到处都有身穿和服或者军装的慰安妇身影。战争把士兵变成机器，把女人变成服务于机器的机器，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她们都是道道地地的“卫生性公共厕所”。
在马鲁古海和菲律宾之间有座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热带小岛，岛上驻扎着一千二百名日本空军和两千名日本陆军。每隔两个月，便有一艘给养船送来油料、弹药、粮食和淡水，还送来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慰安妇。给养船尚未在码头抛锚，士兵就排起长队，每人领到一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里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这批慰安妇的工作范围包括航线附近十几个岛屿和基地，因此她们的日程通常安排得很紧张，每次上岛只能停留三五天。但是士兵的要求并不因为女人时间紧张而减少。这样，慰安妇们只好超负荷工作。她们通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每人每天至少要“安慰”五十个发狂的士兵。更令人发指的是：有时妇女人数太少，长官竟然命令她们每人每天必须接待三百个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给养船遭到美机轰炸，慰安妇全部葬身海底。
大渊清，航空自愿兵，生于大正九年。当时他的部队驻守在一座无名岛上。二十年后他在自述中回忆头次接受“安慰”的情景说：
“……虽说运输船靠上了码头，可是女人们很快又会离开岛子，谁知她们下次还会不会再来。这天的女人有二十多个，据说都来齐了。按士兵人头计算，她们每天至少得对付几十个男人才行。
“地点安排在兵营的特别室。这间房子平时是剑道和柔道的练习房，有二十个铺席大，屋顶被空袭炸开个大洞。‘突击’从一清早开始。房子里用毯子隔开，士兵们就像接受集体体检似的穿着短裤和衬衣，在门外排着长队。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来得急促，‘突击’用的卫生袋发完了，军官和老兵们先满足了需要，轮到我们新兵就没份儿。军官和女人商量，结果她们同意不用那个来对付。她们也准是豁出去了。
“那天‘突击’开始时，海上骤然来了少有的风暴。猛烈的雨点打得地面泡沫飞溅，风吼叫着掠过天空，把椰树连根拔起。在被飞机炸开洞的屋顶上，大雨好象瀑布一样往里倾泻。士兵们不管这些，他们一面被浇成落汤鸡，一面还在猛烈‘突击’。明明是大白天，可是屋里暗得好像是夜晚。当时我不满二十岁，对女人了解不多，在中国虽然也干过强xx女人的事，但是都跟俗话说的那样，没进门就泄了，没顶用。在岛子上就不一样，铺席上躺着日本女人，说日本话，我觉得她象我的母亲，又象姐姐。不管怎么说，不能随便应付，轮上我就得拼命。
“……在微暗中，被濡湿了的女人身体看上去好像涂了一层磷，闪动着青色的夜光。女人的脸我是看清了的，但总记不起来，同许多日本女人的脸混在一起。女人身体虽瘦，Rx房却出奇地大，胀鼓鼓的。在右边Rx房上有块不大的红色胎记。女人突然笑起来，说：‘前一个士兵什么也没干，他只是紧紧捏住这儿叫我妈妈。’女人又问我家乡是哪里？我回答说山梨县。她说她是秋田县。我记得女人的声音很好听，跟音乐一样悦耳。
“……天空中不时滚动雷声，划过一道道雪亮的闪电。大雨从破洞里滂沱而入，浇湿了我的全身和我身子下面这个冰凉的日本女人。女人没有动作，也没有声音，仿佛一个毫无知觉的软体动物……正在进行中，女人突然轻轻呻吟起来，要撒尿，我立刻泄了气。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我们这种存在实在十分可怜，并且十分可耻，跟畜生没有两样。门外的士兵都在不耐烦地跺脚，蹬墙壁，我觉得他们可恨极了，跟一群发情的骡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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