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日本人都瞧不起当过慰安妇的女人，觉得她们肮脏、下贱，以为他们都是坏女人。只有当过士兵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一起经历过那些生生死死的岁月，一起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因此只有他们懂得尊重她们，把她们当作真正的女人。”
吉野孝公的自述被日本作家千田夏光写进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慰安妇》里。该书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出版。
吉野现在日本九州留米市西站町开一家小旅馆，与老伴过一种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他每年九月都要带上干粮出一次远门，到长野的善光寺为战死在腾越的日本人祷告，三十余年不曾中断。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征服者的盟军就耀武扬威地踏上了日本的领土。为了防止占领军向日本妇女横施暴行，由内务省（警察）和大藏省（财政）牵头，共同建立了一个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组织。该协会英文简称叫“RAA”。RAA的职能同当年的随军慰安妇差不多，亦属于“卫生性公共厕所”，只是服务对象变了，门外等候的男人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占领军，包括黑人和白人大兵。
日本内务省在暗中恳求这些占领军：请将就这些女人吧，千万别再向其他日本女人伸手。
据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承认：“如果这样就能保住日本女人的贞操，那真算便宜的。”（千田夏光：《随军慰安妇》）
RAA前后共招募了五万多名日本女性，把她们秘密或半公开送往占领军驻地。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出面干涉，该组织仅开张年余便被迫解散。RAA的女招待们命运最惨，她们成为日本民族的耻辱，或流落街头，或再度沦为烟花巷里的卖笑女。据调查表明，战后回国的大约五千名随军慰安妇中，没有一个人重新走进RAA的大门。也没有一个人因生活所迫而重操旧业。
日本战败后，社会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到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一九四六年出现的全国大饥馑，饿死二百万人。当时，不少良家妇女尚衣食无着，不得不向占领军出卖肉体换取食物，那些刚回国的慰安妇们就面临着一场更为艰难的生存竞争。
关东军G联队，有三千四百名四国士兵，配属十六名来自四国岛的慰安妇。这支部队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驻守在满洲里北部的俄满边境上。这里荒凉寒冷，人烟稀少，在长达六年的共同生活中，三千四百名士兵同十六名女人一直融洽相处，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年轻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童男子，是这些女人第一次将他们变成男人。一九四五年该部队调防台湾，并在那里成为美国军队的俘虏。慰安妇们先被遣送回国，她们无法回故乡谋生，就一起到了北海道的函馆。她们相约，哪怕日子再苦也要熬下去，哪怕饿死也决不出卖肉体。
一年后，G联队的战俘陆续回国。归来的“丈夫”们偶然听说了“妻子”的事情，无不为之感动。大家通过种种办法互相联络，凑出钱来帮助女人，并定期把她们接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这种聚会就成为一年一度的例会，一直保持至今。
每年八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到函馆来赴约，只除了那些永远不能再来聚会的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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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妓制度的出现固然与日本民族文化渊源和道德观念有关，但是归根到底，它反映出这个海岛民族内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我们便无从解开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之谜。
【资料】
据统计，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全国十八至四十五岁青壮年男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他们中百分之七十参加过掠夺和屠杀，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死于战场。
报载：本世纪下半叶，日本对亚洲各国尤其对南亚各落后国家的工业投资累计高达近千亿美元。这个事实表明，日本人用经济手段对亚洲的掠夺已经远远超过其军事侵略。
报载：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日本占159家，仅次于美国。
报载：一九八九年五月，日本大藏省宣布，日本外汇储备突破一千亿美元大关，高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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