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种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肠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部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师恩如山，我心奈何？”
一九八七年岁末，龙年将临，我独自登上中缅边境的一座山峰。这是一座无名山峰，它坐落在国境线上，峰顶归两国共有。登上峰顶，能够一目了然地鸟瞰五座紧挨在一起的高山“坝子”。这些坝子好像奥运会的五只圆环，其中有三只属于中国，另外两只原先属于中国，现在主权归缅甸：一只叫八莫，一只叫密支那。
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让习习的凉风和尼古丁一起熨平心中的狂澜，然后平心静气极目远眺。
密支那最远。此刻它被大气中的尘埃笼罩着，天宇之下，只能隐隐约约望见一些破碎的山影和闪烁的紫色光斑，有如窥伺宇宙一样很遥远很神秘。八莫则近在咫尺。我看见坝子里有隆起的山丘和蜿蜒的河流，河流象一条青白的带子，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亮光。八莫河来自中国，它的上游叫南宛河，我曾在这条河边生活了七年。国家把河流拦腰隔断，于是我永远无法到达下游，重新采访留下我父辈鲜血与足迹的土地和城市，凭吊那座业已不存在的“战车公墓”。
我心中突然起了一种类似无知的苍茫感。
天也沧桑，地也沧桑，历史如江河，滔滔不绝。我觉得天很明净高远，地很深沉博大，太阳也很热烈很灿烂，宇宙和星辰都很永恒，只有自己和人生十分渺小短暂。数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流星，如火炬，如水花，如尘埃；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人于历史，之于进化，或在于寂寞，或在于一弹。于是心胸受到一种来自天地万物的阔大感召与鼓舞。我拾起一块石片，在石壁上刻下一行浅浅的记忆：“惟天地与业绩并存——邓贤祭于世纪之末。”
然后下山。
然后告诉父亲，我确实祭奠了那座公墓。用我的那颗最最虔诚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0年三月修改
八月改毕于成都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155)》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邓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