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自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至少有一百三十二吨粮食和物品被空投在中国军队的行军路线上……
——日本防卫厅《缅甸作战》
当最后一名东倒西歪的中国士兵在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亚热带太阳照耀下走出丛林，走出苦难的胡康河谷和野人山，走进和平宁静的印度小镇利多时，历时半年的缅甸之战才以盟军免遭覆灭和胜利撤退宣告结束。陆续抵达印度的远征军计有军直属部队五个团和新二十二师，总人数不及一万。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新三十八师一起改称中国驻印军，留在印度中北部的兰姆伽基地接受整训。杜聿明奉命回国述职。坐了半年的冷板凳，然后重新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昆明。
跟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为十万人，伤亡总数为六万一千余人，其中至少有五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和失踪的。盟军伤亡和被俘约一万五千人。日本政府公布日军阵亡名单（含失踪）比较保守，为两千四百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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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草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站在一间名为“老草房”的会客厅窗前。他到剪双手，面色沉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将他瘦削的脸膛勾勒出一幅冷色调的剪影来。
委员长威严地沉默着。他没有如通常出席重要会议那样身着戎装，而是穿一件普通青布长衫，着府绸灯笼长裤，蹬一双浅口绒面布鞋，这身朴素的装束虽然藏起了军人统治者的威势，却更显出中国政治家深藏不露，狡诈诡谲的风格。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崇禧，还有林蔚、陈诚、陈布雷、余飞鹏、商震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尔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领袖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委员长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委员长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丘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委员长偏偏为此丢尽了脸面。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日本人打进昆明。以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委员长始料不及的。
但是委员长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弄政治阴谋。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沦陷半壁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委员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同商震讨论日本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委员长没有回过头去，他好像一尊冷漠的雕像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滑下去。
以民国政府的军政大员而论，恐怕没有人比委员长更了解他们的对手日本人了。委员长青年时代曾三次东渡日本海，就读于东京振武军校炮科和士官学校，悉心研究过日本的政治、军事和历史。他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亚洲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国家，中国若要强盛，则非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不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西洋药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无效。
中国需要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中国需要集权，需要独裁和枪杆子。中国有中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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