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躲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塌。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令我感到极大震惊。我毫不怀疑重庆方面有人把机密泄露给敌人。因为那时政府里有许多人暗地里同南京汪精卫政府有联系，蒋介石并非完全不知道，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好利用他们而已……”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益得失。他连夜召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时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2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需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饶无。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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