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
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
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
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2000年四五月间，胡楚寿就被调离了农发行，因而胡楚寿能够帮助于大路升迁的就只有他升为行长助理那一次。根据农发行的升迁程序，必须先有党委推荐，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总行主任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民主选举，并非胡楚寿一人所能办到的。
在庭审时，检方同时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从轻情节。在到案之后，于大路揭发徐放鸣、王刚、赵东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于重大立功行为。于大路在双规期间，不但承认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而且主动交代出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受贿259万元及挪用公款410万元的行为，并委托家属积极退赃，因此建议法院从轻判决。
在最后陈述阶段，于大路表示认罪伏法，并无条件接受法院的判决。于大路说，他辜负了国家对他的教育，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态度向人民认罪，痛改前非，当再次回到社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
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录中于大路在看守所里写下的忏悔书。
敛财有术蔡国安
在农发行窝案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在这起窝案中实施“糖弹”战术的蔡国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蔡国安，美禾公司董事长，湖南益阳人，40岁，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工作，后转业到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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