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姚秉诚说，“行！我在下次常委会上提出来，撤销能源办，全班人马划到你的能源集团。不过，一下子支付三年的办公费不行。”
“为什么不行？”王天容摆出据理力争的架势。
姚秉诚微笑了一下，看着王天容，说：“三年时间太长了，三年之后我自己还不知道在不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敢先把办公费支付给你？”
王天容一听，也确实有道理，如今的领导变化快，干得好要提拔，干得不好要免职，对于临港市这样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来说，一把手是不是能干三年还真不敢说。既然不敢说，姚书记当然就不能把可能是后任的办公费先预支出去。
“要不然这样，”姚秉诚说，“你们悄悄地撤出去，按照集团公司的方式运作，但是并不撤销能源办这个机构，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只要机构在，办公费就在，编制也在，工资就能保留，你那边没有工资压力，比一次性支付三年办公费岂不是更好？再说……”
姚秉诚突然迟疑了一下。
“‘再说’什么？”王天容问。
姚秉诚看着王天容，好像还是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把“再说”说下去。
“再说这样过渡一下也好，”姚秉诚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一个能源办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两个处长想不通，不愿意离开机关，到时候你就很被动。”
“好！”王天容说，“就按您的意见办。”
王天容的这个“您”不是随便喊的，她是真的服了姚秉诚。领导就是领导，水平就是高，考虑问题就是周到。“有个过渡”，这话说得非常好。
后来的发展证明，姚秉诚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不要说当时了，就是后来能源集团成了气候之后，集团领导的综合待遇远远好于政府机关干部之后，当市政府正式下文撤销临港市能源办的时候，还是有人坚持要留在机关，宁可要机关的低工资，也不要企业的高工资。当然，也有人选择了第三条路，就是既没有跟王天容去企业，也不留在政府机关，比如王天容的秘书蒲小元。
很多人认为王天容是个怪人，当初把丈夫和孩子丢在北京，自己跑到临港市来就够怪的了，现在自己主动从政府大楼里搬出来就更怪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怪的，最怪的是她给自己的能源集团选择的办公地点，居然是全临港市拉电频率最高的地方。
搬出市政府大楼之前，王天容专门让手下的人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全市的电力供应紧张程度分布情况，并且绘制成图，像是作战用的标图，一眼就能明显地看出什么地方用电最紧张，也就是拉电频率最高，什么地方则相对好一点。作为临港市能源办公室，搞这样的调查并且绘制这样的分布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问题是，这个图一绘制完，她马上就在用电最紧张的区域找办公场所。秘书蒲小元犹豫了半天，还是提醒了王天容：这里会经常停电的。
“我就是要选经常停电的地方。”王天容说。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知道了吧？”王天容说。说得有点得意。
“不知道。”蒲小元回答。回答得有点尴尬。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王天容说。
办公地点搞好后，尽管经费紧张，但是王天容还是坚持“高标准”——安装了空调。本来大家看到这样的“高标准”还蛮高兴，因为当时就是临港市政府办公楼，也不是每个房间都安空调的。于是，大家就觉得王天容其实也是个蛮懂得生活的人。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个“空标准”，空调成了真正的“空”调，没有电，怎么“调”？于是，王天容的怪得到了进一步的注释。
王天容的“怪”也传到樊大章的耳朵里，但是樊大章没有觉得王天容怪，并且他马上就理解王天容的意图了。果然，能源集团这些看着“空”调擦干汗的人马上就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方案建议打破常规，实行电力价格浮动制，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兴建小型燃油发电厂，鼓励国外企业投资办电厂，并且给电厂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电厂投产后，前两年免所得税，后三年所得税减半。这种方案在当时是具有突破性的，或者说是大胆而冒有风险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们不是搬出了市政府大楼，不是来到这个天天看着空调干瞪眼的地方来办公，那么，这个方案不可能出台，至少不会那么快出台。这就是樊大章对王天容“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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