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是小问题吗？”姚秉诚的声音已经有所提高。
“其实如今当领导的，谁没有一点经济问题？”程思涌还要狡辩。
“我就没有！”姚秉诚开始发火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是小问题，出在普遍认为当领导的就该在经济上捞点实惠。从见怪不怪到见坏不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判断是非标准的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判断是非的标准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还是小事情吗？判断是非的标准出了问题才是产生腐败的根本！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王天容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程思涌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如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都见怪不怪见坏不坏，那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姚秉诚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拍起了桌子。并且，程思涌也确实发现姚秉诚说的“是非标准”和“见怪不怪”非常到位，非常有震撼力。后来，程思涌就真的深刻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确实是发生了偏差，而且是极大的偏差，对于很多违背党纪国法的现象确实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程思涌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纪国法严厉制裁的共产党员的贪污腐化问题成了“小问题”了，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成了小问题了。如果贪污腐化是小问题，那么什么是大问题呢？
据说姚秉诚不但对程思涌拍了桌子，而且还上书中央，专门提出了“是非标准”和当前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的“见怪不怪”的问题，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建议中央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重新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程思涌的干扰排除之后，就是王天容态度太好的问题了，好到把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待的，她一交待，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王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待了。
这就是：侯峻峰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
侯峻峰最后非常老实地坦白：“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就是水果？”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此时，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樊大章的情况跟王天容正好相反。王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王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王天容所坦白的问题是否属实的过程。而樊大章不是这样，樊大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着呢。所以，樊大章案子的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大章主动坦白交待的过程。
但是樊大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大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大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临港市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真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大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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