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兵团文工团的解放军同志是怎样知道我的呢？当时，连学校宣传队都把我这个“当涂来的”和“留级生”排斥在外，谁晓得我会拉二胡呢？我想，肯定是苗军的母亲推荐的。除了她，还能有谁？
我第一时间没有回去告诉父母，而是来到苗军的家。可惜，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凑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屋子空空荡荡。我的大脑也顿时空旷起来，眼泪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喷涌而出，居然爬在他家窗户上哭了起来。
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什么走的那样仓促呢？怎么连一点音讯都不留给我呢？只留给我无限的失落和永恒的怀念。
8
又回到政协小礼堂。今天讨论“民工荒”。居然是我三年前的提案。
当初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遭遇强烈反驳，说深圳根本没有“民工荒”，更没有企业因此倒闭。他们还搬出数据，说工商局的统计证实，今年深圳注销的企业数量与往年一样，所以不存在“导致许多企业倒闭”的现象。我心里恨恨骂了一句：“屁话！”哪个企业倒闭会跑到工商局办理注销手续？就说我自己，那年在海南洋浦一口气注册了三家公司，后来并没有实际经营，但也没有去办理注销手续，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三年后，他们终于重视我的提案，而我已经少了三年前的热情。
你们争论吧，我闭目养神。
突然之间，我被同学们接纳了。并且矫枉过正，我又如当初从马鞍山转学到当涂解放街小学一样，成了同学们关注和照顾的中心，但是，经历人间的冷暖离合，我已经少了许多虚荣，多了一些冷静。这时候，我开始向同学们打听史常红和苗军的情况。对于苗军，大家和我一样，说不出所以然来，好像他的突然离去属于军事秘密，是不能为一般的人所知道的。对于史常红，有同学告诉我，史常红的也被特招了，他父亲史任重一平反，史常红马上就被特招了，但不是被招到部队，而是被招到十七冶，虽然年龄还不到，却已经成为十七冶大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
这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他可以不用上山下乡了，不用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十七冶正式职工这样一步步地爬了。但他获得这种特招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谁也不愿意承受的程度。可能是其中有太多的苦涩吧，或者怕产生不良影响，总之，史常红被特招后，立刻就被派往了外地，具体地说，就是被派往青海的西宁。那里，正在建设一个钢厂，十七冶在那里有施工任务。
青海实在太远了，我感觉远在天边。
我至今没有学会抽烟，所以，一旦有人送我烟，我就立刻想起史常红，几乎本能地想甩给他，可是，他在哪里呢？他还记得我曾经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的东海和大前门吗？假如他现在在我面前，我甩给他一条别人送我的软中华，他还是能如当年接到一包东海香烟那样兴奋和珍惜吗？至于苗军，说实话，我想念他母亲的时间比想念他多。因为我经常失眠，曾经尝试过各种克服失眠的办法，比如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到一千、一万；比如看影碟，看一张碟上有十几个好莱坞大片的影碟，一直看到精疲力竭才睡觉等等。但是最终，我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就是想象自己的大脑中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地反转晃动，而照片上，就是苗军母亲那美丽、庄重、高雅、亲切的形象。只要思想一直集中，我就很快进入梦乡。而除了苗军的母亲，谁又能让我的思想如此集中呢？
9
我该回深圳了。因为该见的人全部见到了。甚至还有许多原本没打算见的人，也见了。
我见到史常红。都什么年代了，他居然还穿着当年的学生装。就是那种下面两个口袋上面一个口袋的那种。像当时的军队干部装，但少了上面的一个口袋。也像中山装，却把中山装露在外面的口袋藏到了里面。史尝红变得比以前爱笑了。一见到我就笑，神秘地笑。他说我刚被特招他就回来参加毕业典礼，领毕业证。我说你早就上班了怎么还能回来领取毕业证呢？他说你不也一样嘛，没毕业就提前拿了毕业证，还突击入团了呢。我点头，承认。他兴奋地告诉我，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事情——在金大屁讲的最得意的时候，他猛地一下把金大屁推下台，让金大屁来了一个“狗啃屎”。这故事我早听说过，但一直怀疑是假的，因为当年站在操场上听金大屁训话的时候，我也想过从背后绕上去，突然把他从台上退下来，但我只是想想，没敢做，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故事瞎编的，今天听史常红自己当面对我说，我才相信确有此事，并且感觉蛮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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