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问。
史常红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仍然抽烟，猛吸几口，眼看着烟屁股就要烧着嘴了，才砰地一吐，吐出老远，然后说：“我妈说，‘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我充满疑惑，却不敢问了。
我虽然没有再问，可史常红的话仿佛没有说完，在起身的时候，他又自言自语地嘟噜一声：“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他是反革命，我看他干什么！”
这话在我头脑中盘旋了好长一段时间。
3
我的思绪不断地被汽车喇叭声打断。这让我很不习惯。在深圳，鸣喇叭罚款两百元，香港更是听不见汽车鸣笛声。我恍惚回到了当年的谈判桌，那时候年轻气盛，与德国人据理力争：“既然你们大众汽车在德国的标准是喇叭安全使用五万次，为什么要求我们上海大众是十万次？”我以为他们是想用高标准阻碍我们的国产化率，所以怒不可遏，可德国人却冷静地回答：“因为你们中国人喜欢摁汽车喇叭。”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甚至汗颜。二十多年过去了，上海大众汽车的国产化率已经从百分之几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几，可故乡人依然这么喜欢摁喇叭。开车鸣笛到底是为了安全的需要还是一种下意识地炫耀？就好比移动通讯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拿“大哥大”的人都喜欢大声通话。
因为有些烦躁，导致我再次恍惚。恍惚之间，我发觉街景忽然变了，变回许多年之前的模样。
街上出现大标语，“揪出‘4•14’反革命集团的幕后黑手！”
“4•14”是当时发生在马鞍山的最大案件。具体地说，就是那一年的4月14日，刚刚建成的十七冶会堂突然着火，大火冲天，势不可挡，硬是把一个标志性建筑烧毁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在马鞍山，在当涂，所以关于这座建筑的宏伟以及燃烧时候的壮观我都没看见，但是听说了，听说马鞍山的十七冶会堂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还说会堂的门口阶梯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我没去过，但中山陵倒是经常去，每次去都数台阶，却总也数不清，只知道门口的台阶分成三层，雄伟壮观。十七冶会堂也是建在一个高坡上，高坡上也是台阶，虽然没有南京中山陵的台阶那么多，但也分成三层，看上去也很雄伟。这么好的一个建筑，一夜之间烧了，确实令人痛心，特别是令十七冶的职工痛心，
马鞍山当时主要就两个单位，马钢和十七冶。在这两个单位当中，马钢又一直是老大。所以，马鞍山人对马钢的称呼一直是“马老大”。现在，作为“老二”的十七冶好不容易搞了一个能代表全市的标志性建筑，还没来得及扬眉吐气，就被烧毁了，心中的窝火积压难受，整个十七冶职工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胸中都充满着怒火，却找不到发泄口。总不能说是“马老大”派人来纵火的吧。毕竟，马钢职工也是领导阶级啊。亲不亲，阶级分嘛。
对，纵火，一定是阶级敌人纵火。
革委会顺应民意，立刻成立“4•14反革命纵火案调查小组”，第一个审查对象就是史常红的爸爸史任重，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还参与了会堂的设计，知道从哪里点火才能一点就着。
调查组下面有一个武装力量，叫“工人阶级专政队”，简称“专政队”，是专门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组织。十七冶的专政队队员是由下属各单位家庭出身好的职工组成，他们都曾经为雄伟的十七冶会堂自豪，也都为这座建筑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烧毁而痛心。专政队从电影《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中获得启发，立刻给史任重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扎手指签。
史任重哪里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到底是资本家家庭出生，跟江姐比差远了，没过三天就招了，承认是自己纵火。
专政队员欢欣鼓舞。
可是，史任重的交代并不彻底，只承认罪行，不交代细节，只承认是他放的火，但具体是怎么放的火，还有哪些同伙，一概不交代。
史任重说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干的。这也太低估工人阶级的智商了。这么大的火，是他史任重一个能放得了的吗？要知道，十七冶会堂是由两个工人值班的，一个资本家放火，两个工人阶级都防不住，不是贬低工人阶级吗？肯定有同伙。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帮人，有一个反革命纵火集团。
专政队乘胜追击，再接再厉，变本加厉地使用老虎凳、辣椒水、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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