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带着二胡来到苗军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后，该苗军和他的母亲震惊了。
“你比他有天赋。”苗军的母亲说。
“他”指的当然是苗军。但我并不同意阿姨的观点。我认为我只是比苗军刻苦。现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对苗军的要求与期望比较高吧。
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合奏。为了不影响邻居，我们都尽量“低调”。我用铅笔做二胡的琴码，苗军在小提琴的琴码上夹上几个木质夹子，而阿姨更绝，她必须对钢琴进行“改造”，在琴弦上铺一块布。
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我感觉自己很快乐。感觉自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感觉自己接触到了某种最神圣的东西。感觉自己比一般人高贵。我不孤独了。面对那些不愿意接近我的同学，我基本上做到了像苗军一样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红那样不服气。我更加刻苦地练琴。几乎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音乐当中。我已经会拉很多二胡独奏曲。为了能给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练习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还有当时流行的《喜送公粮》、《金珠妈咪赞》、《台湾人民盼解放》和《红旗渠水绕太行》等等。我感觉音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发觉苗军的家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甚至害羞地想过，如果我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念而已，不会当真，因为我知道这是空想。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确实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饭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离开亲戚家住到苗军家也说不定。如果那样，我们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吗？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苗军告诉我，他们家要离开马鞍山了。说他父亲从学习班里放出来了，被转业到武汉，所以他和他妈妈也要去武汉。
我非常伤心。伤心地一个人躲在暗处偷偷地哭。为苗军，也为苗军的母亲。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他们了。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人。当初我父母离开马鞍山去当涂的时候，我也没有流眼泪。是不是因为当涂近而武汉远？或者是因为我清楚与父母分别是暂时的，而与苗军和他母亲的分别是永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恒的分别”，但至少到目前，我再没见过苗军，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有点事业基础之后，立刻离开海南去武汉开了歌舞厅，不断地请武汉当地的音乐界朋友来做嘉宾演出，下意识里，是不是希望碰见苗军或苗军的母亲？不管是不是，最终的结果是未能如愿。对于苗军，他的最终职业未必是拉小提琴。或许早已经当了军官，或许从事其他行业，就如我自己，无论是1977年的高考志愿选择，还是现在从事的行业，都与拉二胡不沾边啊。而对于苗军的母亲，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凭“会弹钢琴的阿姨”这点线索，在偌大的武汉，当然打听不到。
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共同度过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并且这段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我还实实在在地得到过他们的恩惠。
7
我把故乡的街道当成了深圳的政协小礼堂。我们正在讨论张锴雍委员对深圳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制度的质疑。
所谓“经济适用住房”，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盖房子，平价卖给给需要照顾的特殊困难群体。可是，张锴雍委员发现，许多住这种适用房的人开宝马奔驰。这不是荒唐吗？但细细一想，也正常。因为买此房的人必须是深圳户籍，而且要有相当的户籍年限，而拥有深圳户籍并且有相当年头的人，不是深圳当地原著居民就是符合引进标准的特殊人才，或者是政府公务员，最差也是投资和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老板，基本上都是有钱人，都有能力开豪车啊。开这样的讨论会，本身就荒唐。比我当年留级更加荒唐。
临近毕业的时候，建设兵团文工团来马鞍山招生，我们学校推荐了吴宝强。吴宝强是学校的红卫兵团团长，又是宣传队队长，待人接物像个大人，举个例子，我当初作为“当涂来的”和“留级生”，几乎不被任何同学接近，唯有吴宝强，每次见到我都要打招呼，但招呼得极有分寸，不会让我得寸进尺。那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分寸，自然深得老师和学校领导的赏识。所以，吴宝强是我们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学校推荐他实属应当。事实上，吴宝强也确实通过了各项测试，几乎就要被录取了。可是，在最后一个关口，他被查出是平脚板，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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