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三十六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三十六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秦老板的办公室。秦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三十六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三十六个“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秦老板吹捧了一番，唐小姐接着就让“候选”候选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秦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秦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秦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秦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秦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闭两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秦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倒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秦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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