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马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
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年汉子还真说得对，至少大部分是对的。
2
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她首先就将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吃惊，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前面说过，郑康平我并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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