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经理对赖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20名工程师的月工资之和！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72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赖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赖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赖老板之所以要按内地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赖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2500元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赖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让下级比自己高10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2500元和25000元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赖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种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赖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关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赖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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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炒鱿鱼。搞管理的那个小伙子姓王，叫王逸群，是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的，而且，毕业之后正好赶上美国一所大学在他们那里搞了一个MBA班。幸好我懂英文，知道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意思，感觉人才难得，既懂化学，又学过工商管理，到电镀厂来抓管理不是非常对口吗？所以，我极力主张请他来。说实话，我还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那个班只有三个月的课程，并没有颁发硕士学位，但是有关管理学的一些基本术语和知识还是学了，所以，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这小子太自以为是，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赖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可以原谅，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时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极力推荐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但估计她心里也有看法。从表面上看，她不动声色，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果然，这一次唐小姐回香港几天，然后与赖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炒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突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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