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文轩,是文轩,我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是到镇上来走—走?”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做了点小生意。”他抓住我的手,将我扯到路边,指着一只大木盆:“我卖鱼了。”我瞧见那木盆盛了半盆清水,一条条鲫鱼露着青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游着。他说:“人家贩给我,我再卖给人家。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说了半天话。
到妹妹的医院,还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上,我瞧见这小镇上到处是—些闲荡的年轻人。路边不是摆着简陋的台球桌,就是—家挨一家的酒馆与茶铺。一些老者把麻将桌支到了路边的树荫下,在那里不知光阴*流流转地玩着,桌上用茶杯压了些小钱……
走在小镇上,我心里便总想着一句老话:休养生息、休养生息……
—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父亲去世之后,我每每,总要想起他生前所讲的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大笔用之不尽的财富。有些,我打算将它们扩展—下写成小说,而有些我则不打算生发它们,老老实实地将它们写成散文或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种什么东西算了。
这里说的是他任教的事——我父亲有兄弟二人。祖父考虑到家境不算好,无法让他们兄弟两人都读书,就决定搞政策倾斜:让一个读书,让一个不读书。让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伯。但父亲要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常偷偷地跟着大伯学认字,学写字。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就把父亲藏着的笔与砚台找来很用力地扔到河里。
但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的读书欲望,祖父只好同意:每年冬季农活清闲时,让他念“寒学”。父亲总共念了三个定寒学。
大约是在—九五三年,地方上要办—所小学校,找不出很有文化的人来做教师,就有人想到了父亲:“曹小汉(父亲的小名)念过三个寒学。”一位叫德咸的老人,当时是“贫农头子”,早在我父亲赤身田野到处玩耍时,就很喜欢他,于是说:“就让他做先生(那时不称呼老师)。”
那天,父亲正在稻地间的水塘中捉鱼,“贫农头子”德咸老人过来了:“上来,
别老捉鱼了。”父亲说:“我喜欢捉鱼。”
“要让你做先生。”父亲不信:“我只念三个寒学,还能做先生?那时只念《三字经》、《百家姓》,不念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反正你识字。你明天就去做先生。由我把孩子们吆喝了去。你要知道,副区长是不快活我们办学堂的。我知道他心里的盘算。他外甥刘某人也在后边教书,只—个班,是单小。我们这儿不办学堂,孩子们就得去那儿读书,他那边就变成两个班,成了双小,刘就升了级,双小校长。”“我还是捉鱼好。“德咸老人把父亲的鱼篓摘了,—旋身,将它甩出去四五丈远,掉在了稻田里。
父亲就这样做了先生。
父亲一上讲台,学生就指着他,在下面小声说:“这不是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吗?”“捉鱼的曹小汉。”
“过去是捉鱼的,现在是先生!”父亲心里说,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他刚打开课本念了几行字,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把那个字念错了。”态度很坚定。这个学生头上有秃斑,父亲认得,并知道他父亲识字不少,只是成分不好,闲在家里,就把字—个—个地教给了他。他名叫小八子。父亲立即汗颜,觉得丢人,有误人子弟的惭愧,赶紧转过脸去擦黑板,其实黑板上一个字也没有。擦了一阵,他居然有了主意,一转身朝小八子一笑:“我就是要看有谁能发觉我把字念错了,是小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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