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启昌对我们说：“余佩璋一天不交出狗来，你们就一天不要放弃围住他的文化站！”
文化站被包围起来，空中的棍子像树林似的。
镇上那个叫八蛋的小子摘下那块牌子，使劲一扔，扔到了河里，那牌子就随了流水漂走了。他又骑到了墙头上。
余佩璋仰起脖子：“八蛋，请你下来！”
八蛋不下：“你把狗交出来！”他脱了臭烘烘的胶鞋，把一双臭烘烘的脚在墙这边挂了一只，在墙那边挂了一只。
有人喊：“臭！”
人群就往开闪，许多人就被挤进余佩璋家的菜园里，把鲜嫩的菜踩烂了一大片。
余佩璋冲出门来，望着那不走的人群和被破坏了的菜园，脸更苍白，嘴唇也更乌。
我在人群里悄悄蹲了下去。
人群就这样围着文化站，把房前房后糟踏得不成样子，像是出了人命，一伙人来报仇，欲要踏平这户人家似的。余佩璋的神经稳不住了，站在门口，对人群说：“求求你们了，撤了吧。”
人群当然是不会撤的。
余佩璋把院门打开，找杜长明去了。
杜长明板着面孔根本不听他解释，说：“余佩璋，你不立即把你的狗交出来，我撤了你的文化站长！”
余佩璋回到文化站，佝偻着身子，剧烈地咳嗽着穿过人群。走进院子里，见院子里也被弄得不成样子，突然朝人群叫起来：“你们进来打吧，打我，就打我好了！”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忽地吐出一口鲜血来。
立即有人去医院抬来担架。
余佩璋倒下了，被人弄到担架上。
我挤到担架边。
余佩璋脸色*惨白，见了我说：“林冰，你不好好念书，不好好拉胡琴，也跟着瞎闹……”
他被抬走了。
我独自一人往学校走，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正疲惫地照着油麻地中学的红瓦房和黑瓦房。校园显得有点荒凉。通往镇子的大路两旁，长满杂草。许多树枝被扳断做打狗棍去了，树木显得很稀疏。一些树枝被扳断拧了很多次之后又被人放弃了，像被拧断了的胳膊耷拉在树上，上面的叶子都已枯黄。四周的麦地里野草与麦子抢着生长着。
大道上空无一人。我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目光呆呆地看着天空……
四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城里中学的一个平素很文静的女学生，却用皮带扣将她老师的头打破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井之頭
凡人皆有某种癖。烟癖，酒癖，提笼架鸟癖，吟唱癖，恋墨癖，权术癖，飞短流长癖，集邮癖，古董癖，集火花癖，集啤酒瓶癖，集破铜烂铁臭袜子癖……越王好剑客，楚王好细腰，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也都是癖。听说，国外还有人专好收藏名人头发和高官达贵假牙的。世界大，癖之多，数是数不过来的。大概，一个人倘无一两个癖支撑着，怕是很难活得长久。
丁三的癖可能有点恶俗：好管男女偷情之事。
丁三的这一历史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时，正是他心灰意懒、百无聊赖之际。
丁三出生于寒门寻常百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有一番直上青云而凌飞于世的鸿鹄之志。他先如没头苍蝇般在乡里乱碰乱撞了一气，但见无门，便欲事军，后如愿。他要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未成，役满，郁郁不得志，归。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一直袭住心头，使他数月幽闭于寒舍而不出。此时，他三十二岁，已过而立之年。前途渺茫，他几乎就要生出自绝的念头。倘若这时有什么排遣之处也许会好些，然而却竟无一处。没有社戏，没有电影，没有茶馆，没有酒肆，一切能添些喜乐的乡仪民俗皆被取缔，乡村，寂寞不堪！年轻人憋急了，一字排开，耍玩稚童时代的把戏，将那要物亮出，或比尿远，或比尿高，或比尿时之长，大不雅。要不，比力大，到场上将石磙子扳竖起来。年轻人好胜，力不够，大话凑，一个比一个爱吹牛，因此，时有崩胸现象发生。死不说软话，崩胸后还说：“竖再大的磙子，我也能！”然后偷偷抓药，暗自疗理。再不，比胆大。一个姑娘在田埂上走，横卧于野地里晒太阳的他们中的一个道：“谁敢去摸一摸她胸前的那个嘟嘟，我出两瓶酒！”“真的？”“骗你孙子！”“重说！”“骗你，我是孙子！”击掌，上，如母鸡群里一只斜下翅膀调戏母鸡的公鸡一般，侧着身子迎过去了：“嘻嘻……上哪儿啦？哟，胸前一个毛毛虫！”顺势做了规定动作。姑娘微痛，忽觉出恶意，羞赧满面，骂，然后低头逃跑，他们就粗野放肆地笑，在野地里滚作一团：“晚上……喝……喝酒……”比腕力，比对眼，比爬桅杆，比屏气时间长，比吃，比喝，什么都比，只求一乐。丁三是个军人，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于是无聊不堪言。后来，他想去未婚妻家小住几日，换换落寞的心情，念头刚起，传过话来：不嫁了。这下，他真正地想自杀了。夜深人静，他走到小河边老柳树下。春夜，月色*如银，河光闪烁，柳烟如梦，湿润的青草棵里，有小虫低吟浅唱。世界不错。远处，又传来一缕笛音缭绕在耳。于是，他又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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